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

《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是一部深具历史背景和战争元素的电影。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背景设定在纳粹占领的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NDH”时期。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达拉的小女孩的故事。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达拉不幸被送往臭名昭著的灭绝营地Jasenovac，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称为“巴尔干奥斯威辛集中营”。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中，达拉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折磨，她的生活变得一片黑暗。然而，正当达拉几乎丧失了希望的时候，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出现给了她一线生机。这支勇敢的游击队为了解放这个灾难中的地区而奋斗，他们不畏艰险，与纳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游击队的帮助下，达拉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她和其他幸存者一起，与纳粹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这个故事展示了人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渴望。《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以其真实而残酷的战争场景，展现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和抗争。影片通过讲述达拉的故事，让观众对战争的残酷性和人性的脆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导演巧妙地运用摄影技巧和音效，将观众带入了那个黑暗的时代。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也让人们对角色的遭遇产生了共鸣。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它通过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战争元素，向观众展示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勇气和坚韧。观众可以通过这部电影对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对战争的可怕性有所思考。总的来说，《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它通过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战争元素，向观众展示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勇气和坚韧。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作品，它将让观众对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对战争的可怕性有所思考。

不想在洗浴中心看春晚了，就胡乱来篇贺岁号吧。

没想到自己的除夕片，会是一部反克的塞尔维亚电影《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早在今年年初，曾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负责高科技驱鸟工作的朋友顾冰竞，就发来资源，说是自己听译的字幕，让我看看，点评点评。无奈当时早答应了波米，做他反派2021外语片回顾的直播节目，而忙于刷去年的重要资源片，就落了下来。再往后，又强迫症地把电脑里的先看完，就一直拖到了除夕这天。

在催生的春晚节目和闹腾的贺岁档之前，来一部沉重的集中营题材，确实不喜庆。当然，被病毒冲散的年味也不需要喜庆，尤其对于我这种每天傻乐着懒得仪式感的，除夕和元旦，不就是碳基生物发明出来的庸常一日，和三天后的冬奥开幕、前几周的不听劝阻恶意返乡、2019年年底的李文亮吹哨，以及巴尔干半岛萨瓦河畔小村庄1941年8月20日的炎热一天都一样，是地球自转的庸常一日。

然而，碳基生物总是需要点什么仪式来纪念某个日子，带着欢乐、庆祝或伤痛和失去的日子。

电影《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包含着地名和人名的标题里并没有日子，1941年8月20日也只是我随口说的。不过，位处克罗地亚锡萨克-莫斯拉维纳县的村子亚塞诺瓦茨，确实是从1941年8月起，被二战期间的极右翼纳粹组织乌斯塔沙正式用作集中营，关押和处决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塞、克、穆三族群分分合合、打打杀杀的历史，让如今出现一部以塞尔维亚的视角、来描述二战中乌斯塔沙累累罪行的电影，实在正常不过。这座集中营，是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境内30多座集中营中最大一个，并迅速学习追赶着德国纳粹那些“榜样”，发展成为全欧第三大的集中营。

达拉，是电影故事里的主角之一，一位被抓到萨瓦河畔另一座小型集中营的10岁小女孩。另一位主角则是她那被关押在亚塞诺瓦茨的父亲。在一场集中营宿舍谈话中，通过朋友做的字幕里得知，由面粉厂改建并关押妇女儿童的斯塔拉格拉迪什卡（Stara Gradište），距离大集中营亚塞诺瓦茨（Jasenovac）不远，沿萨瓦河下游30公里处。我搜索了一阵维基百科，没有找到Stara Gradište这个地名，名为Gradište的村镇不少，但都在远方的塞尔维亚境内，克罗地亚境内有一处Gradište，但也在170公里之外的武科瓦尔附近，而查询乌斯塔沙运作的面粉厂改建集中营，也都一样位于这附近。做字母的小顾是个严谨的历史研究者，电影中出现的斯塔拉格拉迪什卡，可能只是个历史村落名字吧。

这部《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故事结构已经比较完整，也别出心裁动用话剧样式，按合理地叙事节奏，将一批批被处决的塞族平民，送往白茫茫雪幕深处的列车车厢，或许那是通往天国之路吧。诚如片尾题词的“路加福音20：38”所言，“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在这个给予遇难者出路的善意风格化之下，配合死难节奏的，还有尊严和人权一步步丧失的合理节奏。故事一开始，被抓获的平民们还能排着队在原野里行走并小声交谈，等到了面粉厂登记处，被处死的原因还只是在头巾里藏匿珠宝。渐渐的，死亡成了乌斯塔沙的游戏。晚餐助兴的“玩具们”，没抢到座位，处死；母子不想分别，没门，处死；红十字会要来检查，塞进地牢，全部处死。酷刑手段也呈现了史料里所记录的那些：一种安装在手腕上的半圆形锯齿状匕首，用来快速地割开受刑者的喉咙；以及，没那么残忍但高效的，机关枪处决。

但要说这是巴尔干版的《辛德勒名单》，我可不认同。首先，电影只呈现了残忍，没有为平衡剧情和发展矛盾，而去给出一个拯救之神。这样一来，肯定有了一丝更真实的绝望气息，但也就因为没了传统剧作的营救方这个参照物，而更难处理主角的命运。希望之光也并非缺席，但在已经全知的观众视角下，可能反而会对主角父女滋生从同情难受到烦躁厌恨的心理转变，凭什么两座集中营的其他被关押者，就得为他俩的重逢梦想，而一遍遍付出生命代价？

从80年前乌斯塔沙残酷统治的亚塞诺瓦茨，到30年前解体内战中争夺的武科瓦尔，再到4年多前海牙刑庭上自杀的克族将军普拉亚克老家查普利纳，历史总还在不断地重复，虽然远不再至于那么惨烈，但也依然是绝望天空中透进希望之光，幸好，历史的阴霾再没那么厚重，欧盟的钱景才是光芒的坦途，在共同体那里，人都是活的。

差不多得离开洗浴中心回家了，据说外面下起了冰雹。不过却想起去年10月16日晚，平遥电影宫小城之春影厅的午夜场，《再见，乐园》放映前，我的手机响起。大洋那边，一个声音对我颤抖哭泣着，“我想回家，一定要回来过春节。”很幸运的，那声音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