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夜

《上海之夜》是一部抗战年代的电影，故事发生在上海，主角是一位夜总会小丑董国民。面对日寇的轰炸，他决定投身军队，但在出发前与一位女子在苏州桥下一见钟情。十年后，董国民回到上海，希望能再次遇见那个人。然而，物是人非，桥下只有几个老兵露宿。董国民住的楼下有一位舞小姐阿舒，她帮助一位来沪的女子邓仔，两人成为姐妹。董国民与邓仔在天台相遇，产生好感。阿舒退出他们的关系，但董国民最终发现阿舒就是当年苏州桥下的那个人。可惜此时阿舒已经与别人一起南下了。电影展现了抗战时期上海的繁华与动荡，同时探讨了爱情、友情和命运的纠葛。

        以二十五年后的眼光看电影工作室的首作《上海之夜》，着实有太多不合逻辑之处。
        巧合太多，而且坏在太巧——例如十年前在桥底有过盟约的人成了邻居，人海中有过瓜葛的人竟齐聚一室；侥幸太多，而且坏在太侥幸——例如被灌醉的叶倩文滚入床底得以保全贞节；向《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致敬的地方太多，向老上海文艺遗留物取经的地方也太多——街头群众把一颗头左歪右歪的情景，立刻教人想起丁聪漫画里的那种恶趣味，用两个人十年后的重逢撑起整出戏，也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散乱的时候也太散乱，张艾嘉仓促间被推上舞台，机智献唱“嘻嘻哈哈之歌”，引来老板献花，似乎要埋设伏笔，却到底没有了下文，献花老板转眼又意欲染指被选为月历皇后的叶倩文。
        但《上海之夜》却让人久久难忘，电影工作室二十五年来的四十九部电影里，徐克最喜欢的是它，因它“很耐看，很温暖”，身为香港电影节形象大使的莫文蔚，第一个要推荐的也是它。
        它不是现实的逻辑，不是灰了心的新世纪人的逻辑，它另有一种逻辑，是电影的逻辑，是徐克的逻辑，是热情的逻辑，是希望的逻辑。斯蒂芬·金有名言“你要相信你所写的东西”，徐克则是怀着极大的诚实去相信《上海之夜》里的一切巧合、一切遭逢，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暖意。
        《上海之夜》另有一种罕见的明媚，这种明媚在《刀马旦》中仍旧得到贯彻，这种明媚和暖意，是一种唐人性格。
        我们哪里有机会知道唐朝是什么模样呢？长安城里的飞花，明月楼头的笛子，窗前梅花的疏影，岸边踏歌的声音，遥远到连真实性都待考，隔着时光的层层损耗和剥蚀，那种坦荡、明快、酣畅的“唐人性格”，有多少是经了我们的渲染与夸大，也着实难说得很。但，唐人性格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如说它是一种性格理想的寄托，是人性里开阔的、丰润的、明亮的一切的凝结，是身心得到极大释放的时代的化身。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中国人性格里好的一面归唐宋，坏的一面算在明清头上，把中国人性格里饱满的、丰盈的、果敢的、信心充沛的一切，都归给唐朝，森冷的、枯瘦的、狭隘的、阴惨的、残破的，一律归罪明清。而且，愈是不可得，愈是没有重回的可能，那种唐人性格愈是完满。
        徐克就有性格理想，他那些电影的成功，与其说是电影技术的胜利，倒不如是一种性格理想的胜利。在徐克的电影里，男人刚毅深沉，女人丰腴亮烈，《新蜀山剑侠》、《笑傲江湖》、《青蛇》、《黄飞鸿》都是这种性格理想的结晶，即便由他监制的《散打》，也有种新世纪朝阳的气质——我以为，那是所有关于深圳这个城市的影像作品里最好的一部。而电影工作室的其它作品，也不能脱离唐人性格这个前提去解读，所以《女人不坏》不能被新时代观众所理解，他们不能想象备受煎熬的当代人身上，还可以有这种唐人性格。难怪他掉过头去拍狄仁杰。
        人们公认徐克最懂得女性，那种唐人式的理想性格，其实也是“女性的”。所以，歌德要说：“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每逢我喜欢的那些人，我也说他“明媚如唐”，还是这个飞升的意思。例如徐克，例如《上海之夜》里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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