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

《武松》是一部以北宋年间的清河县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兄弟俩武大和武松之间的故事。武大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每天在街上卖炊饼。而武松则身材高大，喜欢舞枪弄棒。故事中，武松救下了逃命的孙二娘，并拜入少林寺学习武艺。与此同时，武大娶了美若天仙却命运悲惨的潘金莲为妻，夫妇俩搬到阳谷县开始了平静的生活。然而，武松学成归来后，大闹景阳冈，打死了危害一方的猛虎，引起了阳谷县的轰动。兄弟重逢后，却遭到了西门庆和王婆的毒害，武松为了祭奠兄长，杀了自己的嫂子，血溅鸳鸯楼。这部电视剧改编自《水浒传》中的经典故事。

电视台新拍了《武松》，除了杀人复仇的重头戏，值得做文章的自然还是潘金莲。过去的版本，早已经将其与西门大官人的“鬼混”做了种种解读、反案，眼看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编导人员们只得生拉硬拽了几场金莲和武二之间的感情纠葛，笔法颇类韩剧。但《水浒传》也罢，《金瓶梅》也罢，妙在结局都是潘金莲之死。是以当代的作者们绞尽脑汁，也终于无法将那些星星的两性之火化为燎原之势，除非存心不想把故事说完全。于是，金莲对武二郎纵然有万般染过发、整过型的眼泪，末尾还是要乖乖钻进大官人的被窝，要乖乖地毒死亲夫。

戏演到这儿，我姥姥自然习惯性地骂一句：狗日的。

作为一名学习了不少当代文化理论的“青年学者”，面对这样“暗黑的诅咒”，我自不免“启蒙之心”陡然而生，向我的姥姥（当然是委婉地）普及了若干“学术常识”。无非是：金莲是不幸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的“失足”亦无非是压抑和迫害的产物，我们可以谴责，但需抱以“理解之同情”。

我的姥姥——这位前社会主义纺织厂的食堂售货员、幼儿园阿姨如此作答：

“她当然可怜，从小被卖到窑子里。但你再可怜，也不该杀人。要我说，武大才可怜。老实人一个，本分劳动，自给自足。只是因为个子矮，长得丑，就活该被弄死么？还是那么个死法！（武大捉奸不成，反被西门庆一脚重重地提在胸口，一病不起后，被死于潘金莲和王婆假借喂药之名，以砒霜灌入口中，烧断肠胃，七窍流血，死时极为痛苦——笔者注）实在不行你可以远走高飞么，毒死她男人，唉哟，亏她下得了手！”

末了，她喝了一口水，又重复了一句，“要我说，武大才可怜”。

我姥姥的一席话，让“读书读傻了”的我隐约嗅到了“巨大的理论挑战”。

当代中国，据说是一个“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在玫瑰色的一九八〇年代，人们从物质生活的困窘当中首先砸碎了思想上的“枷锁”。一九八五年底，供职于四川自贡川剧团的“巴蜀鬼才”魏明伦，曾以新编历史剧《潘金莲》引发轰动，其影响波及海外。在“反封建”“反男权”的新历史想象中，潘金莲成为一个被翻新的符号，在“新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当中扮演着隐蔽但颠覆性的角色。此后，在文人的笔下，金莲一次次的脱衣，对武大脱，对武二脱，对大官人脱，对着自己在澡盆里脱。她那被想象出的姣美身体，是欲望与道德肉搏的武场。

与此对应的，是武大一次次的被杀。唯一吊诡是，在无穷的想象力中，他的死法从未改变：被毒死，被毒死，被毒死，以及被毒死……
在历史翻案的粉墨登场中，身材短小的武大是一个沉默的牺牲者。牺牲给复仇的母题，欲望的旗帜，暴力的展演。

“要我说，武大才可怜。”

机械女性主义往往将潘金莲视作宠儿，似乎以“性自由”或“爱自由”作为前提就可以削弱，甚至抵销鸩杀武大本身所带有的罪恶。在一种“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表皮之下，这种置换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它忽视了“伤害”本身作为一个过程性的展开，其自身可以不断地在“施害”与“被害”之间配置角色与剧情。被杀者的遗体并非平坦的排列于历史的停尸间，而是依了后人的想象与趣味而被敲打成不同的装置，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新的意义。

任何旨在让“被侮辱与被伤害者”发声的理论、实践，都不能无视“恶”本身如苔藓、溃疡一般的附着和渗透。简言之，在群体内部所发生的“被害”，因其带有寄生环境的种种特性，极易为下一次的“施害”利用和奴役。潘金莲尚且可以背负“荡妇”“婊子”的外衣而释放出攻击性的力量进而从历史的囚笼中挣脱出来，但身体“残缺”且处于社会阶层最下方的武大则毫无“使用价值”。而一切以武大为陪衬的复仇、纵欲、反叛，本质上都可能认同西门大官人的某些原则。耸人听闻的翻案，也可作“鬼脸上的雪花膏”。

由是观之，脱离了“武大的解放”，“潘金莲的解放”便成无法构成真正的解放。对受难者的选择和操弄，只能让受难者再次被割喉。伤害有千万种原由，但被害者的命运却亘古以来翻不出太多的新花样。对伤害的解释不应自我加冕成为智识上的王者，因为伤害的发生机制远比“解释”更加富有生命力。在历史祭坛之上，新鲜血液始终如注。

“要我说，武大才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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