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阳

退学、转学，途经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圣彼得堡电影学院、俄罗斯国立师范。

如果不是同学拦着，他还差点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学院——莫斯科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

第一导演（ID：diyidy）可能碰到了第一个有这么多学院经历的导演——郭家良。

他生于山西矿区，儿时就看过R级电影。整个少年时代和青春期都在叛逆中度过，北漂8年，才完成独立执导的处女作《骄阳》，讲述一位单亲妈妈和绝症儿子的故事。

“骄阳”，热烈明亮，但整部电影从叙事到表演，全方面克制。不煽情，但够沉重。

成绩也不赖，在上影节亚新奖拿到了最佳男女主的两个提名。

女主角江佳奇、男主角岳承轩

亚新奖两位评委谭卓和苏有朋看完电影后，一个投了票，一个去了《骄阳》的拍摄地做公益。

幕后团队也不弱，摄影吕松野两获金马最佳摄影提名，监制是藏区电影翘楚万玛才旦，万玛才旦老师亲临现场帮助郭家良拍摄。

但也没那么顺利，比如投资方说好的资金迟迟未到，郭家良最后东拼西凑自己掏了腰包。

我们和他见面，则是在成都，《骄阳》进入了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华语力量”展映单元。

郭家良

见了面终于确认，他就是那个和张大磊（金马最佳影片《八月》）拍过《鼠辈》的郭家良。这是华语影坛最神秘的电影之一，2011年拍完，2012年入围瑞典斯德哥尔摩电影节，至今没人见过。

郭家良说《鼠辈》题材十分罕见，其实还没拍完。但他还会继续拍。

这是个有耐心且执着的创作者。

我们也聊到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包括俄罗斯大妈勇斗俩醉汉的事迹。

作为一个男导演，他对女性有着崇高的敬意。（以下为郭家良的自述）

01中国那么大，医院就那么点

拍《骄阳》，最早是因为我和摄影吕松野，去了一趟儿童医院，有朋友的孩子在那治疗，就突然接触了这么一个群体。

有的孩子真治不起，中国这么大，医院就那么点，不可能免费给你治疗，好多问题。

本来想做一个爱情喜剧，也有一些为了孩子谋生、卖房的事，用到了《骄阳》里。

然后那位真实的单亲妈妈，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生活给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们就多方打听，后来认识了马哥，他在管理一个“小家”，帮助很多癌症儿童的家庭。

小家是这么个状况，你一家人来了之后，一天只需要缴纳30块钱就可以吃住。他们还有分支机构，30块是稍微偏远一点，离儿童医院近一点的，可能一天50、100块，很便宜。

但他们有规定，你住到两三个月，该再找地方了，因为有新的家长来。现在中国癌症儿童越来越多了，很奇怪。

02投资方资金没到账，最后自己掏钱拍片

谈了两家投资公司，钱不是问题，说放心吧，给你们到账怎么样。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开拍的时候也没到账。

我觉得还是蛮信任他们的，当时没有（立刻）签约，因为我们的摄影机就是他们公司的，说“先拿着”。可能他们也有难处。

（自己掏钱）当然有压力了，从拍《鼠辈》到现在，都是自己想要做，自己想办法，找亲朋好友、好兄弟帮忙。

大磊也刚刚起步，如果有可能，我觉得他也会帮助的。

03拍摄22天，万玛才旦亲自帮忙导了两场戏

《骄阳》的制片人赵雨，还有我的同学摄影师吕松野（与万玛才旦合作《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帮我把剧本传给了万玛才旦老师，他们当时在香港，和王家卫谈《撞死了一只羊》的拍摄。

万玛才旦老师看完之后觉得不理想，比如人物视点不宜分散，事情尽量集中，主题更明确。

之前剧本，有一个义工叫张子，北京的，和女主角两个人可能不叫爱情，就是欣赏。

最后就开始删。结尾寻找一个依靠，可能就是中国人传统里的表达方式，没有诉苦的地方，就找家人。

女主角给父亲扫墓

剧本写了八九个月吧，当时找到了从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毕业回来的才子于天骥，也是我们的编剧之一，真的很下功夫。

2018年5月底开拍，拍了22天，九月份补拍了两天，9月25号拍完。中间万玛老师来过一个下午，帮忙导了两场戏。

老梁夫妇因为饭菜打架，菜洒了地上。镜头落到哪里？万玛老师经验比较丰富，说你们别落在人脸上，落在菜上。

然后从室内转到室外，万玛老师告诉我，多拍一些男性在院子里的状态，比如背着光影、吸烟，我们都拍了，我觉得蛮好的，但是剪辑有他的坚持（笑）。

在实操阶段，有一个人这样指点，会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如果万玛老师一开始没有跟我说视点、主题等等该怎么处理，我可能哪个都说不清楚。下一部电影可能我需要自己去摸索，不可能那么多人去告诉我了。

这个电影能拍出来，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0490后有资本探索影像语言，我没有了

拍完那天，我就知道肯定要补拍了，9月补拍了两天。

补的是人物的状态的东西。

老马问女主角，小家的房间能不能再给延期一下。但这时候，女主角也再找房。所以想扩一下张力，加了一点她浇花的镜头、思考状态，想这事怎么办。

还有她唱完歌，在路上行走的状态。

其它的补拍没有实现，比如家长们如何去搞钱，因为协和医院、儿童医院的家长有一个群体，会商议怎么办。这个（拍出来）就比较麻烦了。

然后，我们为了尽量把采访的东西融合到剧本中、不让真实性的东西解体，所以决定不那么煽情，那么戏剧化。

（这不是被束缚）是我自己选择的，要戏剧化的话，完全可以什么对立都有。最后还是决定中规中矩吧，初来乍到，诚恳地去做一下，这也是万玛让我们感觉到的。

剧组只有一台摄影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优秀的摄影师，而且当时看完剧本，吕松野就跟我说，差不多单机就能拍。

我和他都很喜欢达内，最早看《罗塞塔》《单身少年》，觉得挺震撼的，就想找一种影像风格。所以摄影就用他的方式尽情去捕捉，每场戏也就是两个镜头，但会从不同的方位开始跟，每一镜拍好多条。

我们不计划自己创造新的电影语言出来，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年轻就是资本。现在好多90后导演都在探索时间、空间了，比如仇晟《郊区的鸟》、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我觉得蛮成功的。

我总觉得，好多电影语言已经被大师们翻来覆去说得很多了，我想把他们发明出来的语言用好，先过这关吧。

05有的家长扔下孩子就离开了，但我们不做批判

我比较喜欢海德格尔，他强调“存在者是在存在中生活，在存在中生存”。

《骄阳》可能暗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也是生存哲学。这个女性如何生存，她所有的情绪，从一开场到结尾，其实都是她经验过的。

孩子刚得病，家长肯定心急如焚。但《骄阳》描述的是小孩已经出院，进入维持期，我们的电影从这开始，她的情绪也是从这开始。

所以一直到最后，孩子再复发，她还是那样一种经验过的感觉吧，又有女性的隐忍、坚强。一个动作就能告诉你，她还要往前走。

当然也有放弃的，是真事。

儿童医院之前有一对夫妻，经常因为柴米油盐，小孩不能吃咸的事吵架。这个妈妈平时上网打发时间，跟一个网友聊到一起，最后扔下孩子走了。

她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也不做任何评判。

06我们答应了癌症儿童家长，电影盈利后会帮助他们

《骄阳》拿到龙标了，也见了一些发行公司，虽然他们费用不高，但目标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拍的时候，就和家属们说过，如果受众面广的话，我们会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发行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做得更有社会意义。

前一阵，苏有朋去我们的拍摄地了，就是“小家”，做公益。他可能在上海看了《骄阳》。我知道谭卓也帮了我们一把，上海电影节的人跟我说的，谭卓老师给我们投了票。

最近好多演员特别地关注儿童、白血病这块。

其实让大家看到这个电影，不是为了什么高大上的理想，但能告诉你三个字，就是“不放弃”。等到你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就明白值还是不值。

下一部电影，我想做生命和爱情的轮回。《查拉斯图如是说》也好，尼采的《轮回》也好，我比较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

我不担心受众少不少，一个电影出来自有它的受众，你不能去决定受众，我也没有研究受众的想法吧。

拍电影，可能真的是有一种性情在，就和所谓酒神狄俄尼索斯喝醉酒，突然间产生什么想法一样。

07电影启蒙，三四岁在矿区影院看杀人

我第一次看电影，可能是三四岁的时候，那天下着大雪，我妈牵着我的手，去看电影。我们那片煤矿区属于汾阳管，只有一家电影院。

好像是一个打打杀杀的片，印象中是有一个人拿着刀杀了另一个人，然后我妈就捂着我的眼睛，我当然很害怕了。

90年代初，太原有一个五一广场，旁边就是公安厅，公安厅旁边就是一个大电影院，晚上过12点之后是什么电影都给你放，那个年代比较乱。然后我们只要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闲着没事就去看。我们都通宵看，《监狱风云》啊，“小马哥”啊。

星期一上学当然困了，第二天打辆车，赶紧回去跟家长说，在谁家过夜怎么的，大家要统一口径。

当时是一波年轻小孩的青春躁动期，看那些电影，觉得好酷，够义气！

有一个学习很差的哥们，我们打小都跟着他走，觉得他经常爱欺负人,以后可能混黑社会。大学毕业之后，这家伙当了警察了，还是重案组的，好神奇。

08退学、转学，途经中国政法、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师范

我一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家里人老想让我当警察，要不然去法院工作。

大概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各种原因吧。

后来在书店看了一篇文章，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最早是日本人修建的，还有满洲时期的电影制片人，出品了很多电影，像《小兵张嘎》。

我就有了（考电影学院的）想法，其实这个思维过程，比较混乱，一直转。

2000年，考了一次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后来考了一次中戏的编导。

电影学院二试过了，三试刷下了。后来找的一个人大的一个工会的头，他之前好像是在山西插过队，和我父亲关系还不赖。他说是给你打了个招呼，你去吧，然后我就去待了七八个月。

开始学电影史，听梅峰老师讲课，觉得挺好，然后就觉得他们说去那儿，其实拿一本电影史就够了。

中戏一开始把我刷下来了，后来让我做旁听，但让我走后门。编导课的一个老师说，你以后上课，最好从旁边那个门进。上了一个月，我就说算了。

可能我比同学们年龄要大个两三岁，没适应，第二是咱也不是考上的。

虽然我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人，但那儿真的给了我好多养分，从那才知道欧洲电影。

想去俄罗斯也是电影学院造成的，因为电影史里讲到苏联时期，《燕南飞》《士兵之歌》《战舰波将金号》。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后来一打听，说俄罗斯有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学院，莫斯科电影学院。

2003年，本来要去莫斯科电影学院，我有同学在那说太难毕业了，语言关过了得一年，然后又有五年学业。到大三要拍作业，觉得你拍的不行，强迫你降级，降级学费又高了。

所以我选了彼得堡电影学院，就和大磊、吕松野在一起。

怎么说呢？那些东西好像我在电影学院都学过。第一年语言还不是特别听得懂，而且我觉得电影需要悟，达内就是在俄罗斯喜欢上的。

所以当时觉得要另辟蹊径，在彼得堡电影学院待了1年，我去了国立师范大学，一所综合大学，在哲学系学了6年，也可能满脑袋都是学的浆糊。

毕业的时候，差不多也快30了。

09回国后，很多工作需要托关系、花钱

本来回来我想找一份工作，去做文化外交，但要各种托关系。有人让我去电视台，也得拿钱，2010年你说要二三十万，给你到新闻部，那工作多少年才能赚回来？也就算了。

2010年开始北漂，漂了八年拍了2部电影，和大磊那个还没拍完，规模也蛮大的。

这八年里，乱七八糟什么事都做。比如当个俄语翻译，就是简单的艺术家交流。

其它的基本上就是和老板们接触，投个项目。比如说做个文艺沙龙的小会所、小餐厅，最后也没闹成，但也是一个经历。

人活着就是总要给自己点压力，想办法，怎么样都能活下去。

10我身边的女性更幽默、正义，俄罗斯大妈一人制服两个酒鬼

山一第一届的时候我就知道。德格娜的电影，《告别》的导演，他第一部电影来过这里。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我在（北京）尤伦斯放映的时候，有山一的人看到了，他们在那选了一部，就是《骄阳》，真的很感谢。

在中国，能做第一个真正的、官方认可的、国际性的女性电影节，真的了不起。除此之外，真的有好多好电影。

第二个，我觉得它还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像“山一公益”，把社会性抬得很高，可能比“女性”两个字更高。

郭家良在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在我生活当中，女性身上的幽默感多于男性，这可能和我在俄罗斯待有关系。

俄罗斯真的有很多醉汉，女的也爱喝酒、吸烟，而且还很正义、好幽默。

我记得坐公交有俩醉鬼。俄罗斯大票是5000块钱一张，车票12块。售票阿姨提醒他们买票，那俩酒鬼拿出一张5000块。后来大妈说算了算了。

但是这俩酒鬼更过分了，俄罗斯的公交车是面对面坐的，座位挨得很近，他们对面坐着个女性，俩酒鬼的腿时不时往那个女性旁边蹭一蹭，那个女性就说你俩注意点。

卖票阿姨就过来，你俩干啥呢？能不能尊重女性？然后这俩酒鬼说，我们已经很尊重她了，你看我都保持了五厘米。

这个大妈特别壮、特别好，就说司机停车，让这俩酒鬼滚下去！然后直接拽着两个酒鬼，你给我下去，一天什么事不干！

北京大妈也挺正义的。因为苏联本身有个社会制度，当时也影响了一个时代，和中国有些时代特征还是蛮相似的，所以当时人们的性格多少会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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