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

《亲密》是一部关于两个13岁男孩之间关系的电影。他们之间一直有着非常亲密的友谊，但是由于同学们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误解和猜测，他们不得不分开。然而，当一场悲剧发生时，其中一个男孩不得不面对为什么与他最亲密的朋友疏远的问题。这部电影通过真实的情感和细腻的描写展示了青春期友谊和成长的复杂性。两个男孩之间的关系被真实地描绘出来，他们互相信任和支持，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进入中学后，同学们开始怀疑和误解他们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感到困惑和痛苦。在电影中，悲剧成为了两个男孩关系的转折点。其中一个男孩被迫面对自己为什么与最亲密的朋友疏远的问题，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感受。通过回忆和内心的探索，他逐渐理解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内心的冲突。《亲密》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真实的人物塑造，引发观众对友谊、成长和自我认知的思考。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青春期的复杂性，还触及了人们对亲密关系和自我认同的理解。它向观众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勇敢面对自己的感受和内心的冲突，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真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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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纸上写下了几个词：友谊、亲密关系、恐惧、阳刚之气（masculinity）……而《亲密》就这样出现了。——导演Lukas Dhont

1、您的首部长片《女孩》先是在2018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而后又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热烈反响，您是什么时候有机会开始考虑拍摄下一部作品的？

戛纳电影节之后，我带着这部电影巡演了大约18个月。我们在各地放映，多伦多、特柳赖德、东京……该片还代表比利时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长片，所以我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我首次体验这些，一切都很让人激动，我受宠若惊。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历了所有的情绪高潮和低谷。当我开始要继续做新项目的时候，我必须忘记这部电影，把那部分的我自己留在过去。

当我终于回到家里，坐在一张空白的纸面前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我必须想出一个主题，我得以同样的热情程度去谈论它，并以某种方式延续我在《女孩》中开始的工作。我是通过我母亲发现电影的，她很喜欢电影《泰坦尼克号》，也非常支持我后来的电影学习。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想制作那种很亲密、私人（intimate, personal）的电影。我想尝试探索那些在曾经让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感到不安的东西。在《女孩》中，我的意图是探讨个人的身份认知，在一个被社会规范、各种标签束缚的社会中做自己有多么困难。《女孩》也是一部physical film，关注的是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斗争，我想继续探索身份认知，以及你如何被他人、被某个群体所感知。最重要的是，我想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主题。

《女孩》

2、在《亲密》中讲述这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您的灵感来自哪里？

我先是探索了几个想法，但我有点迷茫。有一天我重新回到村里的旧小学，以前上学的经历和记忆涌上心头。在那个时候，要做一个真实的、不受约束的自己真的很困难。男孩们的行为是一个样子，女孩们的行为又是另一副样子，我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我开始对自己的友谊关系感到紧张，特别是与男孩的友谊，因为我身上有女性的柔弱气质（effeminate），所以很多人取笑我。在这种设定之下，我与另一个男孩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对我性取向的假设。重回学校见到了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也就是现在的校长，这位老师一看到我就落泪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多愁善感，我们谈论的过往回忆并不都是快乐的。因为即使在如今，我仍然在消化小学和中学的痛苦岁月。因此，我试图写下这些情绪，从我自己的角度表达一些关于那个世界的东西。

我在纸上写下了几个词：友谊、亲密关系、恐惧、阳刚之气（masculinity）……而《亲密》就这样出现了。然后，在与Angelo Tijssens（我在《女孩》中的写作伙伴）的交谈中，剧本开始逐渐成形

3、您从一开始就计划写一个悲剧故事吗？

没有，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意图是拍一部电影，向那些失去联系的旧友们致敬，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当时刻意和他们保持了距离，感觉好像我背叛了他们。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我那时以为疏远他们是最好的选择。此外，我想谈谈失去曾经亲密的人是什么感觉，以及我们与所爱的人相处有多么重要。这个故事基于一段亲密关系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感和内疚感。在某些方面，它是步入青春期的开始。我试图展现这种我们都曾背负过的沉重负担——我们觉得应该对某件事情负责，但又无法开口谈论它。主人公Léo失去了一份曾经无比亲密的友谊，这种失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自我身份认同；我就是想在银幕上展现，到底是什么让他心碎。

4、您是如何塑造《亲密》中的两个男孩角色的？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既是Léo也是Rémi。每个角色都有我的一部分。我们先是确定了演员的年龄，在童年和青春期之间的一个非常精确的时刻：中学的开始，关于性、身体变化、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这些认知的变化。

心理学家Niobe Way在《Deep Secrets》一书中，研究了100个13至18岁的男孩，这些是我灵感的来源之一。13岁的男孩们谈起他们的朋友，就好像他们是自己全世界最爱的人，他们可以互相倾吐心声，敞开心扉。作者每年都会与这些男孩见面，她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男孩们越来越难跟他们的男性朋友聊起亲密关系。这本书帮我认识到，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成长过程中与亲密友谊作斗争的同性恋男孩。

关于主角Léo，他非常害怕别人把他和Rémi的友谊和性联系在一起。尽管Rémi也在面对同样的成见，但他并不在意，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自己。Léo对他非常重要，他深爱着Léo，所以不理解他态度的改变。这两个人物身上都有我的影子，但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更像Léo。另一方面，Rémi代表了那些试图保持自我的人。

5、就场面调度和视觉美学而言，《女孩》和《亲密》之间有一种延续性，您的电影似乎总是有一种律动感，这是否意味您把肢体和动作视为自己电影作品的核心？

是的，我想是的。我在学习电影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其他同学在做电影制作方面的实习时，我在编舞家那里做实习。如果让我说实话，我可能并不想成为一名导演，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但我在13岁时放弃了这个梦想，因为我感到很羞愧。以前跳舞的时候，我觉得被人评头论足，我内心不够强，没法无视别人的看法。然而，当我在跳舞时，我可以表达自己，做真正的自己。

这段经历几乎给我留下了身体上的创伤，尽管如此，我一直与舞蹈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写作给了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引导这种欲望，我意识到用语言来表达自己远比用运动和舞蹈更难。我很重视电影里角色们的肢体动作，就像关注我自己一样。这只是我的第二部电影，我也在不断反思自己，我相信我的电影将把动作、运动作为重要的交流手段。当我写作时，文字常常能够轻易转化为肢体动作。

在《亲密》中，我希望男孩们在床上尽可能地靠近。这些是我们很少能看到的画面，两个男孩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对我们来说几乎是陌生的。还有一个打斗的肢体场面，双手与双手的斗争，这一幕在queer language中具有标志性。影片核心要表达的东西也是极其具有动作性的，是一种内在的负担。融入冰上曲棍球的情节，自然是因为它的阳刚之气和运动中的残暴性。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冰上曲棍球给了Léo一个戴头盔的理由，一个能够把他的脸盖住的铁笼子。这套运动装备很有意思，因为它围住、蒙住了身体，似乎压制住了角色的运动。在我看来，肢体运动总是在我写作的开始就存在。在电影中我也喜欢通过视觉动作，甚至通过声音来表达。

6、找到这两个年轻演员有多难？

可以说是命中注定或是好运气，在写完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后不久，我就在从Antwerp到Ghent的火车上遇到了伊登（饰演Léo）。他正在和他的伙伴们聊天，我可以看出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一种敏锐的表现力。我与他交谈，并邀请他来试演这个角色。他认出了我，因为他和Victor Polster（在《女孩》主演）在同一所舞蹈学校上学。在选拔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孩子。我们挑选了40个，让他们成对试演。有些组合很让人惊喜，但当我们看到伊登和古斯塔夫（饰演Rémi）对戏时，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们能够很快知晓场景中的情感流动，又能迅速从中跳脱出来。他们像孩子一样，但又以成熟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角色，这是一个奇妙的搭配。

7、您是如何构建起这两个家庭的，为什么选择农村和花田的环境？

我来自乡下的一个小村庄，离Ghent大概20分钟车程。我长大的世界，就是在田野中奔跑。花园是基于村里的一个农场。我觉得花田传达出一种脆弱感，与冰上曲棍球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Léo的家人在这个五彩缤纷的环境中工作，是对童年的一种独特投射，而且这还是一个随季节变化的场景。当秋天来临时，花被剪掉，这是一个相当暴力的行为，色彩也随之消失。季节的变化也在童年的色彩和泥土棕黑色调之间创造出一个明显的断裂点。我很想强调这种对比，以表达角色的哀悼过程。冬天过后，花被重新栽种，颜色恢复，预示着希望和生命继续的迹象。

我们很早就写好了最后一场戏，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计划把颜色作为一种美学表达。关于家庭的构建和设计，这一切都源于我在创作过程早期想到的一个画面：母亲和孩子在车里，孩子无法表达他的感受。这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仍然相当模糊，但我知道场景里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张力。我记得我年轻时看了恐怖片《The Good Son》，麦考利·卡尔金扮演一个有精神病倾向的男孩。这部电影启发了我，让我创造了苏菲这个角色，她既是Rémi的母亲，同时也能被看作是Léo的母亲。因为两个男孩是在她家玩的，她对他们的友谊是知情的，相对而言Léo家长对这份友谊有一定距离感。哥哥这个角色对我个人来说也很有意义，特别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分。

8、两位母亲都被写成了相当克制的角色，Émilie Dequenne和Léa Drucker饰演两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们保持着情绪的克制，而当悲剧发生时，我们看到的却是父亲的崩溃。你是如何构思这些角色的，尤其是两位女性演员？

有一个晚餐的场景很关键，我们认为其中一位父亲在流露出情感失控会很有趣。我看了Léa Drucker在Jusqu'à la garde中的表演，她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女演员。我在2019年的凯撒奖上见到了她，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同时她又上台发表了如此强有力的获奖演讲。我一直很想和她合作，当我们选中伊登扮演Léo时，我立即发现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这是我们合作的理想时刻。

Émilie Dequenne在她的每一次表演中都非常感人，她能够完全沉浸在她所扮演的角色中。

在写剧本的三年时间里，我遇到了很多失去儿子的母亲。其中一位母亲，我经常和她一起散步，她向我倾诉了很多。她写了一封非常坦诚的信，讲述了她儿子去世后自己的感受。这封信描述了她如何被她的责任感所禁锢，她甚至无法完成哀悼。这与Léo的故事非常相似，有一种清晰的类似情感。在电影中，我们习惯于看到女性角色在痛苦中哭泣和尖叫，但在这里，一切都被内化了。我认为这种处理的选择与那位母亲的个人讲述有很大联系，这也是挖掘Émilie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演员本人非常善于表达强烈的情感。然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要求她不要过分流露出任何东西，要把一切都藏起来。我为她的表演感到非常自豪，她在表面之下传达了很多东西，但却没有陷入过分的悲痛。她在指导演员方面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她理解最细微的差别，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演了电影《Rosetta》，所以她很熟悉年轻演员在片场的感觉，她也帮助指导了我们的年轻演员们。尤其是在指导伊登的戏份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为此我真的很感谢她。

9、《亲密》的摄制团队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都和你合作过《女孩》……

我们沿用了上部电影里的合作编剧、摄影指导、剪辑、配乐师、音响师.……我为我们在《女孩》中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在制作这部影片时，我感到很不安。《女孩》那一次，我对电影业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见过记者们，也没有向观众展示过我的电影，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这种感觉就像跳伞：当你第一次跳伞的时候，你会直接就跳下去，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第二次，你会害怕得多，因为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在第二部电影中被我的“电影家庭”包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我可以充分信任的团队，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允许我犯错误，这些纽带滋养了我们的合作。

10、这部电影的标题“Close”是否意在暗示亲密关系和禁锢两重含义？

我决定将第一部电影命名为《女孩》，那是因为我觉得必须要做出那样的声明。至于“Close”，这是在前文提到的心理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close friendship。在描述这两个男孩之间的亲密关系时，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词。正是这种被审视的亲密关系，成为影片中悲剧事件的催化剂。当我们失去某人时，我们试图寻求与已逝之人的亲密关系。我们被现实抛入一种哲学的痛苦挣扎之中，当然，这个词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禁锢的概念，戴着面具，无法做自己。

最开始我们想为影片取名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来自大卫·霍克尼的画（被译为“我们两个男孩胶在一起”），这幅画灵感来自沃尔特·惠特曼的一首诗，表现两个男人之间的兄弟情谊。Clingin是一个特别有表现力的词，表示想要紧紧地与某人相依在一起。

【画】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大卫·霍克尼

【诗】We Two Boys Together Clinging-沃尔特·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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