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出差

库斯图里卡拍摄这部电影的那一年我刚出生，只是在小的时候看见《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的南斯拉夫电影，在小学的音乐课上有《啊，朋友再见》那首歌，后来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南斯拉夫国家了。东欧一直都是复杂多变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概是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复杂的情感，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国家，但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米兰·昆德拉肯定是爱着捷克的，但是捷克不爱他，于是他只好去了法国，他为自己国家人民写的书自己爱的人民却读不到。曼彻夫斯基也一定爱着马其顿的，但是教派之争的战火蔓延了许久，令他的作品满眼悲伤。库斯图里卡也是爱着南斯拉夫的，只是他对铁托政权及尽全力的讽刺让他只能漂流在外。这部电影不太像库斯图里卡的标准风格——荒诞、狂躁、热闹，故事奇特却又寓意深刻，《爸爸出差时》出乎意料的写实，片中的男孩马利克打量着这个他不懂的成人世界，最后发现自己似乎在梦游的时候更开心。

 

孩子在看着我们

《爸爸出差时》讲述的是男孩马力克的成长，从44年到影片结束的56年。以孩子的视野来讲述成长绝非儿童片那样简单，甚至连成人童话也不是，更多的是在孩子的眼中反射出与他们的世界相异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那些孩子却又在不知不觉当中重新踏上父辈们的路，做父辈们曾做过的事，成为父辈那样的人。

在此，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刘小枫那个关于叙事家分类的著名说法，他认为最高级的一类是叙事思想家，他们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刘小枫认为基耶斯诺夫斯基属于这一类，我认为除了基氏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大师在这个范围中。从拍摄孩子来看，叙事思想家绝不会仅仅是单纯的拍摄孩子们学到的，恰恰是大人们应该学到的，是大人们看了之后应该感到害怕的。讲孩子其实只是前景，讲大人才是真正目的。比如杨德昌的《一一》，洋洋在镜头里拍下一个又一个的后脑勺，是因为人们看不见它们，所以他拍下来给别人看。比如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本应该拿着玩具的伊万却拿着枪支，本应有布谷鸟的树林却布满了铁丝，而其实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又比如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亚历山大比成年人更懂得尊重与悲悯，他们的漫漫寻父之路已经被成年人遗忘。还有库斯图里卡的这部《爸爸出差时》。

影片开头，向我们描绘了马力克的生活：慈爱的母亲与宠爱他的父亲，有个喜欢电影胶片和手风琴的哥哥，有个胖胖的朋友，他与哥哥快要行割礼了，与周围的孩子无异。马力克甚至可能比其他孩子还要幸运些，因为自己的爸爸是党员骨干，经常出差，会给他带回小礼物，还能带他去看女飞行员的飞行表演。然而这样的生活很快结束，在他行割礼的那天，爸爸因为政治问题被舅舅带走。马力克以为爸爸只是又出差去了，可是我们知道出差的原因，以前是去见自己的情妇，这一次则是因为对一幅漫画无意的评论。孩子的思维是直线的，也正因为这种简单，被掩盖在背后的真相才让我们唏嘘。马力克想要的足球，舅舅可以给他，但舅舅是让爸爸“出差”的人，所以妈妈拒绝了那个足球。跟妈妈一起去看爸爸，他像以前一样骑在他脖子上对他说：“原来你没变高也没变胖啊？”。爸爸带着马力克出门，却依然跑去鬼混，马力克在桌下看见爸爸的脚攀上对面女学生的裙，他用火点燃了那条裙子。看见爸爸与妈妈厮打在一起，他跑过去紧紧抱住妈妈。谁说孩子们什么都不知道？马力克的哥哥更是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这个戴着厚厚眼镜的男孩总是寡言的咧着嘴笑，他像个艺术家似的收集胶片，他喜欢看电影，还喜欢用手风琴拉那首《多瑙河之波》。对于弟弟的梦游，他拿出铃系在弟弟脚上；为了让马力克拿出本打算买足球的钱交给妈妈，他竟然与弟弟扭打在一起，妈妈看见雨中两个狼狈的孩子，他却只是一脸坚定；在看见妈妈因为爸爸的偷腥与他厮打时，他也只是在一旁拉着风琴静静看。有同学说，这男孩长大了不是大善人便是大恶人。我倒觉得他的冷静并非因为麻木或是其他，两个都是他最爱的人，他能怎么办呢？有些藏于心底的情感或许更汹涌，不知道如何可以表达，所以我们选择笑着沉默。马力克是天真不谙世事的，而哥哥则在爸爸“出差”后自觉的帮妈妈分担，那个一直拉着的《多瑙河之波》或许是希望家人在已经改变的生活中仍然能够平静。

割礼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成人，然而在马利克和哥哥行割礼的那天，本应有着成长路上指航人意义的父亲却被带走。突然成长带来的空洞让马力克开始梦游，在梦中他走过深夜寂静的街巷，爬上高高山顶，甚至来到他喜欢的女孩的身边。在梦里他是自由快乐的，然而在现实中，他却不得不目睹风流成性的父亲与母亲曾发疯般打的女人动物般的交合。

洋洋最后对死去的外婆说自己老了，马力克最后也说觉得自己老了，然后用被子蒙住了头。在看见这一切后，马力克选择了梦游，就如同奥斯卡选择了尖叫和击鼓。


父亲形象的破灭

库斯图里卡1954年生于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复杂的出生背景让他的作品无法让人摆脱政治性的解读。库斯图里卡本身在政治上也反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曾要求与该运动的领袖公开决斗，但遭到拒绝。他的作品大多热闹非凡，里面有着巴尔干半岛欢快的音乐。婚礼和聚会场面在他的电影中频频出现，气球、鲜花、美食和几近疯狂人们在一起。他喜欢吉普赛文化的自由，在《黑猫白猫》中，更是对这种向往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这种癫狂的状态也表现了巴尔干地区几十年来政治的混乱，荒诞的生活却也正是高压下人们的另类写照。因为政治原因，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一直得不到东欧评论家的好感，认为他是在丑化自己国家而博取西方观众的宠爱。其实并非如此，就像他的那部著名的《地下》片尾，在疯人院里被关了几十年的伊万跑出来，拦了一辆车，对司机说要去南斯拉夫，司机大笑着回答：“地球上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在拍到这里的库斯图里卡一定是饱含热泪的，他选择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灾难深重的国家，并非不爱，而恰恰是因为对它寄予的深厚希望。

为什么库斯图里卡在《爸爸出差时》中描写了一个温柔贤惠的母亲却把父亲描写得风流成性，并且在出狱后仍然不悔改？母亲在这部影片中近乎是个完美的人，美丽温柔，勤劳善良，在父亲被带走后她独自支撑这一个家，不仅要照顾两个年龄还小的儿子还要照顾自己的父亲。她因为父亲的事四处托人，在米萨（父亲）出狱后更是毅然带着两个孩子去另一个偏僻的地方与他重新开始。她并非不知道米萨的风流，也知道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风流将他送进监狱，但她仍然原谅了米萨。在她得知出狱后的米萨又跑出去偷腥时，终于和他打了起来，但最后还是一家四口坐在床上吃葡萄。母亲在这里是无瑕疵的，而作为一个家庭精神核心的父亲却问题重重。他似乎只有在因为政治问题在农场里劳动的时候对家庭才忠贞，即便是在接受考察的时候，他仍然是外出与女学生私会，甚至是当着儿子的面。米萨知道自己入狱是因为在火车上对情妇说的话，虽然他是党员，仍然爱自己的政党。但最后，他仍然与曾经的情妇抱在一起，不是因为怀念，也没有温情脉脉，而是充满着报复与羞辱。有趣的是与父亲的风流相比，作为导演用负面笔触描写的舅舅看起来却十分忠贞，至少在片中看来并无混乱的私生活。米萨一方面对铁托的统治有所怀疑，但经过改造后随即改正了自己的思想。当他得知马力克被选为向主席献火炬的学生时，他不仅亲自写了对主席要讲的话，还一遍遍让马力克练习。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广播体操，政治课，迎接领导…其实什么党的方针，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糖衣炮弹，这些词在当时的年龄又怎能理解？所以在看见马力克因为紧张忘记要说的话时，我们会心一笑并有些尴尬。是米萨（直接作用于马力克的父权）让马力克紧张到忘词，还是主席（在极权社会，作用于所有人的父权）让他紧张？而片中，马力克说是因为衣服上的别针。

马力克看见爸爸与舅妈（爸爸以前的情妇）在地下室交媾的场面显然是失望又愤怒的，不然不会抱着球瞪着父亲而拒绝与他说话。挺着大肚子张罗婚礼的母亲对发生在地下室的一切浑然不觉。父亲的背叛是双重的，既背叛了辛苦养家的母亲，也背叛了马力克心中的那个父亲，他甚至背叛了曾经的情妇，米萨的带着侮辱性质的占有让他的情妇在他走后选择了自杀，却不想袜子正好挂在喷头拉环上，连自杀都变成闹剧，大概是最可悲的事情了。马利克对父亲失望是因为其放纵的情欲，可父亲的风流是否正是他某种失望的极端表现？所以他会当着马力克的面勾搭女学生，会在打了母亲后与她抱在一起，会与“告发”自己的情妇在弟弟婚礼上偷情。人们的行为往往与所处的环境相应，在这部库斯图里卡还算是温和的影片中，只是父亲有着混乱的生活，而《生命是个奇迹》中在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边界，人们疯狂的开着派对，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们将可卡因放在链接两国的铁轨上，边走边吸。《黑猫白猫》中，随处可见人们玩着枪支与炸弹。《地下》的最后干脆将狂欢放在了离大陆越飘越远的浮地上。我赞同将米萨与其情妇的关系影射到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上去的说法，因为库斯图里卡是被南斯拉夫放逐的导演，与塔可夫斯基和基耶斯诺夫斯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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