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战

《龙之战》是一部动作片，背景设定在1885年的越南凉山。故事主要讲述了法军进攻越南凉山，清朝政府为了寻找一位合适的将领来对抗法军，选择了年近七旬的退隐老将冯子材。冯子材面临着畏战情绪严重的广西军民，为了激励军民，他采取了出奇制胜的策略，成功伏击了北非雇佣军，生擒了黑人上尉克拉克，并与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决斗。冯子材还勘察地形，修建了关前隘，并成功伏击了尼格里的炮弹运输船。然而，他们却落入了尼格里设置的陷阱，导致损失惨重。同时，依南被法军俘虏，但越南女子阮月将她放走，并指引她去找刘永福。在冯子材的激励下，尼格里对关前隘发动了全面攻击，冯子材率先冲向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抗。整个故事充满了战争和动作元素，展现了冯子材带领军民抵抗外敌的勇气和智慧。

1月22日更新：

影评发出三到五天之后，大约是舆评公司将我视作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来了个批判大会，组织了大量三无小号（无头像、无活动、无关注）跑来评论区反对、谩骂。饶有兴趣的看了几天评论，出于对水军思维素质的同情与工作需要的理解，我并未回应。（即使我想要去反驳，也得掂量对面究竟是机器还是真人。）当然也有相对有条理的批评，看上去能够逐条批驳，实际上还是自话自语。（如果真要对我的观点进行回应，建议最好先读读霍布斯鲍姆或者本迪尼克的相关著作，以弄清“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区别，至少也要分清“民族”与“名族”的差别）

鲁迅在《论辩的魂灵》一文中曾经谈到国人的“辩论术”，云：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鲁迅的总结，大体上可以视作当前舆论水军乃至一般国人的思维常态，无需多言。在水军的思维逻辑中，我批评《龙之战》，就是在批评爱国将领；我批评“廉价的民族主义”，那就是在批评中华民族；我批评水军，那就是批评中国人。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崇洋媚外”、“跪久了站不起来”的卖国贼。

另外，所谓“廉价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市场对于“民族主义”的庸俗化消费行为。在民族主义者眼中，“民族主义”无疑是高尚的、无价的，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在资本市场眼中，民族主义确实有价格的，可以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的。资本市场强行将“民族主义”与商品结合起来，成为所谓的“消费民族主义”。最鲜明的例子无非就是前几年打砸日本车的荒谬举动，此种行为往上可以延伸到上世纪初国人抵制洋货的种种举动。只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本力量的介入，民族主义彻底沦为资本市场进行商品宣传与市场博弈的工具，从而强迫国人进行情感消费。葛凯在《制造中国》一书中，对消费民族主义不无揭示：

中国的民族消费主义远不只是单单提供代理或自由的产生机制，它也把严厉的限制强加给个人。运动的目的是强调个人消费行为的民族内涵，一个消费者不是爱国的，就是叛国的。根据运动的口号（就如这部分的标题中举例说的“中国人应该消费国货”是一个普通的口号），中国人，新的定义是“公民"或者“国民”，将以新的政治集合体的成员看待自己，这种政治集合体是通过消费国货而被称为中国人的“国家"的。通过公民、民族、消费这三者之间的这一等式，运动否认了消费者在民族国家之外还有其他空间，因为经济和民族国家也紧密相关了。国货运动的支持者不承认存在一个抽象化的一体商品世界，相反，他们认为商品世界本质上是由民族商品所构成。（葛凯，2007，p13）

最后，回到这部电影来。平心而论，如果去掉那两个女性角色，光是刘佩琦的演技就足以值得三星。只不过水军纷纷上来让我“摸摸良心再说话”，那我的良心就只能打一星了。

作为权力与历史之间的产物，中国近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以反帝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进行叙事的。由此对于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基本上主导国人对于此段历史的知识结构与情感价值的建构。（何伟亚，2007,p355-356）又或许是为迎合近几年网络舆论界中不断激扬的廉价民族主义，由此产生了这部充斥着残破民族主义符号的工业品。

不太明白为何电影取名作《龙之战》。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尽管也勉强列入“八大事件”之中。但由于中法战争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南边陲，加上建国后中法关系也一直比较好。因此，中法战争既不能像一鸦二鸦一样，依靠虎门销烟和火烧圆明园建构起牢固国耻记忆，也不能像甲午战争一样，让割让台湾与巨额赔款成为现代中国反日情绪的起点。直到电影结尾，汹涌而出的火龙勉强成为导演笔下中国人情绪的化身，揭示出巨龙已经觉醒、中国正在崛起这一主题。

电影中不出意外借用法军主帅之口，说出了中国人系睡狮的名言。睡狮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流行，与新式知识分子对于拿破仑崇拜密不可分。由此“睡狮论”自发明以来，反复成为近代维新人物或革命人物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借此宣扬中国文明、历史与种族的优越性，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重要一环。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拿破仑“资源”的宣扬，与“中国人种西来说”等等伪科学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统摄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中法战争并未在中国内部掀起多少波澜，清廷内部派系斗争反而日趋激烈，最终实现劣币驱逐良币。先是慈禧太后借战事不利搞垮了小叔子恭亲王、妹夫醇亲王上台，后者能力远远不如前者；孙毓文则借刀杀人，通过马江之战将清流党清洗一空，清廷官场内部由此渊默无言；主持和谈的李鸿章则是灰头土脸，更坐实了卖国贼之名，以至于今后一直戴着沉重的道德镣铐。朝野上下、沆瀣一气，彻底丧失政治革新的动力，遂有甲午战争之惨败。从甲申到甲午这十年，与其说是巨龙觉醒、中国崛起，倒不如说是“惊雷十年梦未醒”。

电影人物设计上依旧是忠奸/革命史观下主战投降两派的对立，李鸿章成为妥协投降派的代表，冯子材则是坚持抵抗的象征。尽管近年来以《走向共和》为代表的“影视史学”对李鸿章百般美化，但这部电影仍然暴露了编剧或者说国人对于历史的无知。中法战争的种种复杂面向被简简单单的以萃军与淮军的矛盾取代，最终仍然只能得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论。

冯子材本系太平天国叛将，跟“大头羊”张国梁感情极深，加上后来也算“叛变革命”的刘永福，咸同老将的余晖在镇南关前最后一次光芒四射。十年之后，无论是叶志超之淮军、还是刘坤一之湘军，在更为剽悍的日军面前，无不一败涂地。冯子材后来又参加了镇压海南黎民起义的活动，杀戮甚重，在官场内部风评很不好。只是由于打赢了镇南关一战，由此坐实了民族英雄的宝座。当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若是能再挺一挺，等到德军攻陷巴黎，何至于落到声名扫地的困境！

除却巨龙，电影中同样还充斥着大量残破的民族主义符号。诸如法军主帅阅读《孙子兵法》的场景，很大程度上补偿了民族主义者“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心理。又比如冯子材依靠个人武技大败法国黑人雇佣军的场景，依旧是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的翻篇。在民族主义者眼中，虽然咱们武器装备不如人、正面战场不如人，可是咱们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老祖宗的东西，必然有用。只是后人不中用、又有汉奸作祟，遂让洋人占了先机。此种心理，在晚清历次战败中都有表现。直到义和团时期达到了巅峰，又是杀鬼子又是杀汉奸，喧嚣一时。结果在马克沁与克虏伯的联手绞杀下，列强以一个中国人一两白银的方式定下《辛丑条约》中4.5亿两的赔款。近几年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或者是黔驴技穷、只能冷饭热炒。从叶问三部曲到追龙，中国侠客暴打日本/英国大力士依旧成为国人廉价精神兴奋剂的最佳来源。

电影开头那名被迫充当法军电报员的越南大胸妹阮月，身材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以一种旖旎多姿的形象出场，以一种凄凉惨淡的结尾收场。美人凋零，足以激起观众的唏嘘。清末革命党人丛调元写过一篇《无国之悲》的文章:

中法战争失胜利，安南社稷墟于法人。男用仆，女用妾，意欲所趋，极苛虐之状。夏秋交，法人好旅行，携安南人一夫一妇偕山行，乘马喝令伏地，屈其背类弯弓形，用以踏足，上下如之。入大餐楼，辄搂妇于怀，使歌新曲侑酒，备极狎亵。其夫侍立于侧，莫能平视。有自滇归者为予述之。噫喀！人生至悲之境，莫如无国；至惨之遇，宁过为奴。闻者为之怃然，况丁其厄哉！

卢建荣在研究中古时期史书中妇女形象书写的时候发现，正统男性作家对一般妇女的常态生活没有兴趣，关注点在妇女孀居生活及所遭受的性暴力之上。尤其是如果施暴方为非汉民族成员，那么作家关注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趁机建构出某些符合大汉族/大男性中心论的叙述。（卢建荣，2001，p69）妇女的身体实际上是男性关于家国命运的隐喻，成为男性建构主流价值观的绝佳场所，从忠贞到爱国无所不包。其中，最令男性读者/观众兴奋的，当然是中国妇女如何拼死抵抗外人的占有。

同样，无论是丛调元还是电影导演，无论是激进的革命党成员还是廉价的民族主义贩卖者。视野都聚焦在了阮月所遭受的性暴力之上，镜头不怀好意的从阮月敞开的胸口摇曳而上，再转移到法军主帅对阮月的调戏与强暴。极富情欲色彩的镜头展示，无疑能最大程度激起男性观众对于西方的愤恨。通过此种手法，方能将虚幻的亡国之痛转化成为实际的利益损害，并成功转移到男性个体身体/心理之上。相较于萨义德之东方主义，东方民族主义建构起的西方主义更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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