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桥

该电影的导演是GeorgeP.Cosmatos，主演包括索菲娅·罗兰、理查德·哈里斯、奥劳斯·穆尔、詹姆斯·弗朗西斯卡斯和卡尔·马尔登。电影于1976年上映，获得了商业和口碑上的成功。它被赞扬为一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灾难片，以其紧凑的剧情和惊险的场面而闻名。电影的主题包括恐怖主义、生物危机和人性的考验。它被认为是灾难片类型的经典之作，对后来的同类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必定驶向卡桑德拉大桥
    文/夜飞雪

    1976年，冷战还未结束。英国，意大利和西德联合拍摄了一部名为《卡桑德拉大桥》的影片，观众们把它命名为“灾难片”，该影片的拍摄手法与内容成为此后灾难片的经典模式。

    故事其实挺简单，两名恐怖分子想要炸毁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中心，行动失败，其中一名被击毙，另一名沾染了实验室的肺鼠疫恶性传染病菌逃上了开往瑞典的火车。为确保病菌不被扩散，有关方面下令封死列车，并让列车改道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为制造翻车事故以掩盖真相。

    倘若人们了解影片的时代背景，就会从故事中看出微妙的东西来，比如预定的旅程和改道后的路线，还有出场的各类人物等。尽管三十年已过去，细细研究，我们还是会发现许多并不会随着时光流逝的奥秘，历史总是相似的，这部影片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些常规性的哲理，包括我们平常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政治。

    我们先来看看两条行车路线：

    原路线：日内瓦（瑞士）→巴塞尔（瑞士）→巴黎（法国）→布鲁塞尔（比利时）→阿姆斯特丹（荷兰）→哥本哈根（丹麦）→斯德哥尔摩（瑞典）

    改后路线：日内瓦（瑞士）→纽伦堡（前东德）→卡桑德拉大桥（波兰）

    这两条路线完全不搭边，原来的往北，而改道的列车却驶向东方。改道的方位不可思议的相差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可以命令列车不顾1000多名旅客的意见而驶向陌生的东方？

    我们得回返到影片的开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大楼的警报声走入的并不是日内瓦保安人员，而是一名上校身份的美国职业军人。原来，被恐怖分子沾染的肺鼠疫病菌是美国秘密研究的，他们以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进行生化研究不会有人过问，没想到却被两个闯入者打翻。绝对不能让美国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丑闻泄露，这是主宰那车人命运的惟一理由。

    我们知道1976年冷战还未结束，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国家按各自的利益结成两种联盟：北约和华约。剩余的一些是中立国。列车本来从中立国瑞士开往中立国瑞典，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联盟顿时瓦解——巴塞尔、巴黎、布鲁塞尔相继拒绝了列车停靠在她们的领地，即使同属于北约的法国与比利时也不例外。列车不能凭空消失，上校想起了遥远的波兰，他有一个可以私下里交易的重要人物。波兰属于华约组织，与美国正处于敌对的非常时期。但是波兰答应了上校的要求，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穿过卡桑德拉大桥，到亚诺的隔离区。

    消息传到奔驰的火车上时，乘客们还在悠闲地谈情说爱。让我们看看这些分别出场的重要人物：

    上校麦卡其——美国军人，代表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

    医生斯切娜——病菌研究者，代表WHO

    医生张伯伦——拯救病人的英雄，代表良心与人道主义

    作家珍妮弗——张伯伦的聪明前妻，代表爱情与记录

    犹太老商人——代表集中营屠杀下的一代幸存者

    军火商太太——代表依靠战争而发财的权贵阶级

    毒贩罗比 ——前登山运动员，军火商太太的情夫，代表洗心革面的投机分子

    黑人警察 ——代表正常程序下的公民保护者

    生病小女孩——代表希望

    感染的恐怖分子在车厢里大量接触人群，当他在行李间死去时，其他乘客已有发病的趋势。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恐怖分子竟然来自中立国的瑞典，如果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一定来自中亚并操着一口阿拉伯语。

    医生斯切娜与张伯伦很快找到了病菌的控制办法，但是上校并不愿意让车停下来，在卡德拉桑坠毁是他不再更改的决定。敏感的女作家从犹太老人的痛苦中知道了卡德拉桑是一座不能承受重量之桥。但把守列车的军人断绝了停车的念头，列车上的乘客只能自救。自救的方式异常惨烈，靠着黑人警察的一把手枪，乘客们在张伯伦的带领下与军人们展开了博斗。毒贩罗比和黑人警察相继战死，最后在犹太老人的自焚中，炸开了最后几节车厢。而前面的车厢在冲过卡桑德拉时，大桥坍塌了，列车摔进大河引起大爆炸，河面上漂满了无辜者的死尸。

    列车最终没有抵达亚诺隔离区，幸存的人们带着病菌一起自由逃生。影片选在亚诺作为此行的终点，是因为那里有着史上最残酷的集中营。老犹太的妻子儿女就死在那里，他逃跑了一生不愿回到波兰，但仍旧埋骨亚诺，所以他说“这是宿命。”

    影片想要表述的太多了，无论哪一条线索都会引发人们的追问与痛苦。结尾时麦卡其上校对斯切娜医生说：“你要珍惜自己。”这句话出自好意，他沉痛的表情已预料到了他自己与斯切娜此后的命运。果然，军方的电话告诉观众，上校与医生都已处于军方的监视之中。此前，麦卡其面对斯切娜的责问时，他如此回答：“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而我们知道的是，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重要执行者艾希曼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我的双手没有血迹。”与此类似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能，在美国军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立国不能保证人民的安全，本应救死扶伤的实验室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一切都充满讽刺，又是那么可悲。

    距二战结束已经二十年了，是谁给了麦卡其上校毁灭1000名无辜者的权利？计划如此周密，如果不是弱小的人们奋起反抗，亚诺河又要增添更多的冤魂。意大利、英国、西德的制片人与导演们大胆地将列车开往纳粹集中营，不言而喻他们是在暗示美国军方无异于纳粹的本质。只要有国家存在，有种族冲突，有利益较量，任何生命都可以牺牲。这是我们永远要面对的事实，这种事实与战争和平无关，战争与和平从来都是相对的。平静的外表下，恐怖主义与灾难如影形随，而最终的受伤者必定是手无寸铁的民众，越是无辜者越要流尽鲜血。影片最后的灾难已不是肺鼠疫菌，而是政治的阴谋。医生们能控制疾病，却不能治好政治的恶毒。

    通往卡桑德拉的大桥果然崩溃了，它怎能不塌呢？破败的大桥承受不了从西方而来的滚滚车轮。东方之旅一路上萧条阴暗，搬离的残舍，倒塌的教堂，冷清的坟茔，无不显示着政治的后遗症。1991年之后的波兰很快加入了北约，东西方融为一体，下次再拍灾难片时想必不会选择波兰了吧。

    如同无法避免政治一样，我们也无法避免自然界的病毒。稍稍能让人心中安慰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当渺小的人们面对无法逃避的灾难时，惟一能拥抱的只有身边的亲人。2003年非典肆虐时，我发现深圳结婚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原来打算拖几年的情侣们一夜之间戴上了结婚戒指。张伯伦医生与珍妮弗作家在死亡之际破镜重圆，想必他们不会再离第三次婚了。爱情总是在特殊场合显示，贩毒者罗比虽然一直利用军火商太太在欧洲各地贩卖毒品，但他在跳窗前一刻把她托付给珍妮弗，这简短的一句话足以让今天对爱情丧失信心的情人们动容落泪。

    黑人警察为救生病的小女孩付出了生命，这预示着美好的希望——也许世界令人绝望，但毕竟未来可待。房龙在《宽容》的末后写道：“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统一天下的日子就到了。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但是，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它将紧随着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但是在1940年再版后记中，他又重弹悲观的调子，“这个世界并不幸福”，“我们如今的时代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

    我不敢对人类自身的秉性抱有太多期待，世界总是被邪恶控制着。东德解体时，解密的几公里长的档案震惊了世界，如果美国中情局某天把它的秘密公布于天下，可能会让所有人发疯和绝望。在强大的疯狂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是多么弱小与无辜。可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除了仰望上帝没有丝毫的办法。医生说，“病菌的感染率是60%，不发病的除了自身免疫力，就得靠上帝了。”2003年非典时期，我连续发了八天烧，就在第七天的夜里我写好了遗书。我一直坚持着不去医院，也不让任何人知道，与其说医学院毕业的我相信自身的免疫力，还不如说我对隔离病房充满恐惧，我害怕在那里没来得及帮我确诊就把我推进了火化间。好在上帝庇护了我。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普通民众都失去了选择权。在各种邪恶力量的主宰下，疾驰的列车除了开往必然坍塌的卡桑德拉大桥，还能开往哪里呢？

    2006.5.14观影片《卡德桑拉大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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