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是天堂》电影由伊利亚·苏雷曼执导,伊利亚·苏雷曼编剧。伊利亚·苏雷曼,阿里·苏莱曼,夸西·等明星主演的喜剧,电影,更多关于《必是天堂》的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小红帽影院。
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个年轻人在追寻自己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挣扎和成长。它也反映出了全球化时代,移民和流动性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通过苏雷曼的故事,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是家,以及我们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归属感。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家永远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它可以在我们的回忆和情感中找到。 更多关于《必是天堂》的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小红帽影院。
《必是天堂》别名:那里是天堂,导演先生的完美假期,ItMustBeHeaven,لابدمنالسماء。 又名:إن شئت كما في السماء,该片于2019-05-24上映,制片国家/地区为法国。该片时长共97分钟,语言对白英语,最新状态超清。该片评分7.6分,观看人数9541人,更多关于《必是天堂》的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小红帽影院。
《必是天堂》是一部喜剧电影,讲述了主人公苏雷曼从巴勒斯坦逃离,希望在新的家园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却发现无论他走到哪里,故乡的影子总是无处不在。他对新生活的期望很快变成了一个荒谬的笑话: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总有一些地方让他想起自己的祖国。这部电影以喜剧的方式探索了身份认同、国籍和归属感等核心问题。通过苏雷曼的经历,观众不禁思考:到底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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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我的课程期末作业(《东方学》读后感,原题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东方学——从<必是天堂>看当代文艺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策略》。专业课《跨文化交流学》,车致新授课)。第一部分为对《东方学》的部分论述,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必是天堂》展开,分析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手法。
东方学8.5(美) 爱德华·W·萨义德 / 2007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方学》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藉由萨义德的大段论述,我们首先知道了什么是所谓“东方主义”:它是一门学问、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话语。但它是局限的、堕落的,它与形成它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维荼毒下的二元对立框架。由是,我们意识到“东方学”是一种需要被警惕的、被规避的僵化思维模式。
于是萨义德说:“(《东方学》)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恶用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但萨义德所说的“解脱”并非单纯指东方国度(如伊斯兰国家)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或者是指东方能够自己表述自己(乃至表述西方)——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一种“对一种处于无可救药的对抗状态的自我的确认”——应当跳脱出诸如“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这才是“解脱”的真正含义。用学术的话来说,即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
所以,《东方学》想要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些事实: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学存在严重的问题;东方学应当被否定,但顺着东方学的思维对抗西方并非解决之道。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东方学呢?萨义德并没有给出具体且行之有效的策略。他反复强调自己的意义在于“对这一整套对立性的认识提出挑战”。而面对“《东方学》是否只破不立”的质疑时,他也仅止于试图列举一些学术领域“点到为止”的成果。
但他至少告诉了我们,不能用“西方学”解决东方学,而是要摆脱那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定型观念”——我们应当解构东方学(De-orientalism instead of Anti-westernism)。
东方主义在今天仍然占据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所处的“这一电子的、后现代的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东方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1]”但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再次成为焦点的时代,一部带着强烈“反标准化”和“反文化类型化”气息的巴勒斯坦电影杀入了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一举斩获费比西奖。这部名为《必是天堂》的影片为“解构东方主义”提供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策略和思路。
《必是天堂》:“中东和平喜剧”对东方主义的挑战萨义德这样描述他最初研究东方学的动机:“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美国)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学者,萨义德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令人泄气的”。特殊的身份赋予了他对于特殊议题的敏感——这是他研究东方学的起因。
导演伊利亚·苏雷曼亦是如此。作为一个在巴黎、纽约、拿撒勒三地生活的巴勒斯坦导演,他同样感到自我的身份在东方学的语境下变得特殊而敏感,充满谬误。因此,在《必是天堂》里,我们看到他对于解构东方学所做出的努力。
《必是天堂》讲述了一趟平平无奇的旅行:巴勒斯坦导演苏雷曼(与影片导演同名,由导演本人饰演)带着自己新创作的“中东和平喜剧”剧本前往巴黎找制片落地项目却被拒绝,随后又到纽约参与了一些会议,最后回到拿撒勒过原本的生活,他在街上四处观察,发现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都能够找到家乡巴勒斯坦的影子。
影片的解构性首先体现在题材上。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东和平喜剧”(戏里戏外皆是如此),将“中东”与“和平”两者结合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东方学话语的反抗——传统东方学话语往往将巴勒斯坦和地区冲突、战争相联系。同时喜剧作为影片的载体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解构特性,苏雷曼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在影片中暗藏政治议题,对各种被物化、符号化的景观进行嘲弄和讽刺。
有趣的是,剧情里的苏雷曼四处碰壁,他的剧本被法国制片人拒绝,在美国也没能激起女制片的兴趣,法国制片人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具体的民族冲突,过于世界主义(此处由于没有片源,如有记错还望友邻指出)”——这种解构性的文本受到了典型东方主义思维的挑战。然而现实世界里,苏雷曼的这部《必是天堂》却赢得了影评人们的认可——一个巴勒斯坦导演,凭借一己之力,试图扭转西方的偏见。(当然,影片最终走向的并非一种“西方学”式的反击。)
影片中的苏雷曼在“西方”社会游历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观的困扰。在纽约遇到的黑人司机会激动地给老婆打电话说“我车上坐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并给他免单;在巴黎机场安检时探测门只会对他响起,探测器甚至会围着他转圈;在美国参加巴勒斯坦同乡会时爱国者们热情的掌声导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这些过分的热情与敏感本质上在不断强调一种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而苏雷曼却戏谑地嘲弄、并解构它们。
其次,影片的解构性体现在了对“话语”的解构。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控制则通过一套话语来实现。对抗话语的方式有二,一是建构一套更加强大的话语予以压制(但未跳脱出东方学的本质),二是直接对话语进行解构。《必是天堂》采用了后者,但它解构话语的策略却异常粗暴:以观看代替表述,以沉默解构话语。影片中,苏雷曼几乎没有台词,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不停地观看。他是一个旁观者,却通过观看的方式参与到了事件当中,他聆听他者的叙述,却不定义,不判断,不表达。唯一能够反应内心活动的是他不断舞动的眉毛。也因此,影片几乎所有的讽刺和隐喻都无法指向一个确切的本体,话语的缺失造就了文本丰富的歧义性,全凭观众自己解读。但也由此,“一个巴勒斯坦人不给‘西方’轻易下定义”本身就构成对东方学的嘲讽。

影片的第三重解构性通过对原型观念的“错位与拼贴”体现。“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巴勒斯坦可以被视为世界的缩影,但我的新作《必是天堂》则尝试转换两者的地位,把世界当做巴勒斯坦的缩影。[2]”那些常常被与巴勒斯坦捆绑的议题,被导演强行安置在“西方”社会中,但同时它们又是和平进行的。这种将“东/西方”刻板元素打碎重组的企图本质上包含了解构东方学的愿望。以下是我整理的一些错位时刻以及个人解读(可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此片以缄默解构话语,解读并无对错):
带枪的日常。片中导演曾在纽约梦见街上所有人都带着各式军械,但人们却像背着包一样对此习以为常。


无处不在的法国警察。“例外状态、警察国家和暴力已经成为常态。事实上,紧张和焦虑已不局限于局部冲突,而是无处不在。[2]”导演在法国街头多次看到行动有序的警察。他们对着路边的车仔细检查,好像车底有炸弹一般,但事实上车底只有一束鲜花。还有一次导演在咖啡馆门口喝咖啡,四位警察例行测量咖啡馆占用街道的尺寸,煞有介事好像要封锁这里。


法国阅兵。导演看到坦克和飞机驶过空无一人的巴黎城,不知道这些军事力量要展示给谁。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纽约的公园里出现了一位身穿巴勒斯坦国旗色衣服的“天使”,她或许是要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巴勒斯坦建国的诉求,却在这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遭到警察的围追堵截——不过警察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

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巴黎某喷泉广场上的椅子被市民占用,为了占座大家各显神通,甚至有人从老人眼皮底下抢走座位。此刻的座椅成为“土地/石油/水资源”的隐喻。

最后,破而不立的解构并不彻底。东方学破后的世界如何?苏雷曼给出了一个答案:世界公民。这与萨义德在书中提及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不谋而合,是为影片的第四重解构策略。
作为求学于纽约、生活在巴黎和拿撒勒两地的国际化导演(戏里戏外都是),苏雷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影片中他被邀请到纽约某高校进行了一场关于“世界公民”的学术交流,他被主持人问及作为世界公民的感受,而台下的听众都是刚演完舞台剧的表演系学生,他们打扮成各种动物坐在台下,俨然是《疯狂动物城》里的理想国——跨“东西”、跨国别、甚至跨物种。
多元文化主义则可以用这个片段来阐释:两个说英语的日本人在法国街头把一个巴勒斯坦人认错了。哈,多么有趣。

影片的最后,苏雷曼导演回到家乡拿撒勒。在酒吧里,他看着当地年轻人在舞池里蹦迪——虽然放着阿拉伯民歌,但夜店remix版的节奏和鼓点早已给民歌赋予了世界通用的灵魂,年轻人们也跳着同一种舞蹈。
尽管作为喜剧,《必是天堂》有很强的人为建构成分,并且其可任意解读性降低了分析的说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为当代艺术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解构东方主义的策略:喜剧解构政治、观看(缄默)解构话语、对原型观念的错位和拼贴、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复确认。
【参考文献】
[1] 萨义德, 东方学[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 Eugénie Malinjod, 伊利亚·苏雷曼通过《It Must Be Heaven》寻找容身之地[EB/OL], 戛纳电影节.https://www.festival-cannes.com/zh/festival/actualites/articles/yi-li-ya-su-lei-man-elia-suleiman-tong-guo-it-must-be-heaven-xun-zhao-rong-shen-zh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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