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人

《俄罗斯问题》电影剧本

文/〔俄罗斯〕瓦列京·切尔内赫

译/李芝芳

狙击手将新枪托装在自己的步枪上。

经历了夜间战斗和跋涉的战士们疲惫不堪地就地躺下。伤病员很多，卫生员在给他们缠绷带。

一位中士驾着摩托驶近团部。他与一般中士的穿着不同，他穿着军官服：绿色的上装，蓝色的马裤，袖子上是众所周知的“契卡”（注1）的标志——“盾与剑”。

这位肃反工作者将公文袋交给30岁的少校。少校看完文件后，对来者说：

“我报告过了，我已经无法聚集连队和战斗力了。”

肃反工作者默不做声。少校叹了口气，对正在填写伤亡人数表的年轻的政治指导员说：“给中士弄些吃的。”

端来了稀饭和罐头。中士在吃饭，少校抽着烟，注视着一只在玻璃上乱撞的苍蝇。政治指导员把牺牲者的名单写在屋里的一个梁柱上。

外面传来不太清晰的隆隆声，肃反工作者仔细听了一会儿说：“坦克。”

“现在，大家会把任何响声都当做坦克的。”

“德国坦克，”肃反工作者肯定地说，“距离不过100米。”

少校似乎清醒了。他跳上台阶喊着：

“战斗警报！占领环形防线。”

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很勉强地站了起来。有人命令道：“以排为单位列队。”

肃反工作者没有注意政治指导员正在急匆匆地将文件装进一个大的帆布口袋。他吃完了稀饭，喝完了罐头里的水果汁，才拿起了自己的什帕金冲锋枪。他刚走到台阶上便看到德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已开到广场上。德军的冲锋枪手正从车上跳下来。紧跟着跑出来的政治指导员立即做出了射击的姿势，他叉开双腿，微侧着身，用手枪瞄准敌人的坦克。

一名狙击手占领了列宁塑像后的有利地势，用狙击手枪射击。他镇静自若的每一次点射，都使冲向团部的德军冲锋枪手中有一人倒下。

肃反工作者用冲锋枪打了几梭子弹后跑开，并向政治指导员喊道：

“跟我来！”

政治指导员随肃反工作者跑去，却又停了下来问：“我为什么要服从您？”

“可以不服从。”肃反工作者说。

此刻，敌人坦克射出的炮弹已经飞上几秒钟前政治指导员和肃反工作者曾待过的台阶，他们眼看着台阶炸开了。肃反工作者隐蔽在挂着“理发店”牌子的石头房子的墙后，政治指导员蹲在他的身旁。

从紧邻的挂着“工业用品商店”牌子的大楼里走出两个身着黑西服，头戴灰毡帽，脚蹬白帆布鞋的男子。他们从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身边走过，视而不见地钻进了隔壁房子的便门。

肃反工作者向理发店看了一眼。看来理发师刚逃跑，剃须刀和理发用的推子还放在镜前。

肃反工作者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和政治指导员，拿起推子，只用了几秒钟就神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发型，随后按下政治指导员的头，开始给他剃头。

“您干吗？”政治指导员想挣脱。

“德国人不抓指挥官和政委当俘虏，而是就地枪决。”

“我可没想投降当俘虏。”

“我也是。”肃反工作者说着，将一个不大的剃刀装进衣袋。

他们出了理发店，肃反工作者顺势跳进“工业用品商店”。入口处有两套被丢弃的红军军装、马裤、皮鞋、裹腿和军人证。

“这些饭桶，逃兵。”政治指导员说。

“您很善于观察。”肃反工作者说着，扔掉自己的军官服，试图换上便服。他一件件地试着穿衣架上的衣服，但是都嫌小，便勉强选了一身军便服。

“别傻了，换上吧！”肃反工作者说了一声。

政治指导员犹豫了一下，也脱掉自己的军官服，穿上被弃置的红军便服。

“证件！”肃反工作者说着拿出身份证。

政治指导员把自己的证件交给肃反工作者，后者仔细看了看被丢弃的军人证，把一个留给自己，一个递给指导员，然后把他们的军官证塞进暖气管里。

就在此刻，他们听到近处一声巨响。肃反工作者看到一名狙击手正卧倒在“工业用品商店”旁的石柱后面用步枪射击。德军冲锋枪手已经出现在街头，听到响声后，他俩立即卧倒隐蔽。

肃反工作者从商店里跳了出来，夺过狙击手的步枪，沿街跑去。狙击手跟在他后面：

“你干吗？疯了？！把枪还给我！”

肃反工作者没有停步，把枪还给了他。

现在，他们3个人一起跑……邻近的街上全是德国兵。德军冲锋枪手在每座房子前留下1人站岗，另有3人进屋搜查。

肃反工作者打开井盖，把自己的自动冲锋枪和TT手枪丢到井里，又伸手去拿步枪。

“不。”狙击手说道，开始摘掉枪上的瞄准镜。他把瞄准镜藏在木柴垛里，然后自己把枪扔进井里。

德国人刚刚靠近屋子，3个人便举着手走了出来。他们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匆忙剪的头型根本不成样子。还有，肃反工作者穿的衣服显得太小，政治指导员的衣服又过于肥大。德国人忍不住发笑，给他们拍照。政治指导员被隔开，肃反工作者像个白痴似地傻笑，狙击手胆怯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行进在一支庞大的三列纵队里，这些人满身灰土，蓬头垢面，缠着脏兮兮的绷带。他们已经不再是军人，而是一群普通俘虏。

狙击手、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排成一列走着。看到小丘上的小教堂后，狙击手说：

“这儿离我家有40俄里，明天晚上就会路过我们村子。”

“你家里有什么人？”肃反工作者问。

“父亲、两个妹妹。”

“妹妹多大了？”

“一个22，一个20。”

“正合适。”

“她们已经出嫁了。”

“这甚至更好，你什么时候入伍的？”

“我在芬兰前线打了3个月仗。秋天本该复员的，又作为狙击手被留下了。你呢？”

肃反工作者发现，走在他们身后的人在注意偷听他们的谈话，于是说：

“天真闷，该下雨了。”

晚上，给俘虏们吃的是稀土豆汤。俘虏们在灶前排队打饭。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挤到政治指导员身后，说：

“听着，把你的那份给我。”

“会熬过去的。”指导员回答。

“别自找没趣，否则我会告发你们。”小伙子警告道，“你也知道，供出政治委员和犹太人会发给一个面包和一块肝酱灌肠的。”

“还有30个小银币。”政治指导员补充道。

“至于银子，那是你们犹太人的事。”

政治指导员领到一勺带有煮土豆的稀汤。小伙子站在一旁等着。政治指导员把刚领到的自己的那一份汤倒进小伙子的饭盒。

政治指导员坐下，用手捂着脸，哭了。

“没用的，”肃反工作者说，“他不会放过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会出卖你。”

小伙子坐在草棚的一个角落里，贪婪地吃着。肃反工作者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你干吗紧挨着我？”突然他的声音变嘶哑了，还跺着脚企图推开肃反工作者。

肃反工作者把那小伙子的脸转向墙壁，他收起剃刀，藏到皮鞋里，拿过那小伙子的饭盒，把汤还给政治指导员。

早上，大家都在列队，草棚里只剩下了一个俘虏。德国人翻转他的身子，看到他的喉咙被切开了。

德国军官们已经开过会了。一名穿着便服的翻译站在俘虏们面前——

“同志们，”他开始讲话，突然醒悟过来，连忙纠正：“先生们，是谁杀死了那名俘虏，请站出来，只要老实承认，就不做任何惩罚。”

没有人站出来。德国军士沿着队列走过，在每10个人中挑出一个，让他们站在俘虏面前，于是翻译解释道：

“如果杀人者自己不承认，那么就会枪毙这10个人，这是德国人的规矩。”

肃反工作者看到政治指导员马上就要出列，赶紧抓住了他的手。

“如果你站出去，他们会让你说出刀子在哪儿，你没别的办法，只好供出我，那时，他们枪毙的不是10个人，而是12个。”

德国军官发出口令，3个自动枪手在3秒钟内枪杀了10个俘虏兵。

俘虏队伍继续前行。太阳已经西沉，押解俘虏的德国兵用俄语喊道：

“步子大些！”

口令听起来不连贯也不清楚，因为是德国人在喊。

“向右转了，也就是说，不许进村了。”狙击手说道。

“那这儿离你家有多远？”肃反工作者问。

“直走3俄里。”

“右边不是沼泽地吗？”

“沼泽不沼泽的，我不清楚，可都是泥地。秋天我们在那儿摘过酸果。”

“你们村的地名是什么？”肃反工作者问。

“勃里内。”

“你父亲姓什么？”

“和我一样，勃里诺夫。我们半个村子的人都姓勃里诺夫。”

“听着，”肃反工作者说：“看见了吗，前边就是拐弯了。队伍一拐弯我们立刻向右跑。后边的德国人在5至7秒钟内看不到我们，前边的押解者，上帝保佑，但愿他们不回头。这里距沼泽地50米，我们以世界赛跑冠军的速度跑，他们有两条狗，只会放一条追我们。”

“也许，再等等。”狙击手开始犹豫。

“我跑。”政治指导员说道。

“好吧，”狙击手下了决心，“我们一起跑。”

队伍拐弯时肃反工作者第一个出逃，紧跟其后的是狙击手，政治指导员断后。

肃反工作者数着：

“1、2、3、4、5……”

传来敌人射出的第一梭子冲锋枪的子弹声。德国人的马在一块块大石头中间不能快跑。另一个德国人松开绳子，放出了一条狗，也用冲锋枪扫射起来。

狗在沼泽地里追上了政治指导员。指导员抓住狗的喉咙，狙击手用干树枝戳它。那狗痛得尖叫起来，跳到一边，不再追赶，只是狂吠。

德国人只能站在沼泽地边打枪，却不敢追进沼泽地。

黎明时狙击手、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走出沼泽。他们拧干衣服，倒掉皮鞋里的水，向在晨雾中隐约可见的村庄走去。

当狗叫累了不再出声时，他们从房后的菜园子那边向屋子靠近。狙击手喊了声“茹尔卡，”狗便不再做声，高兴地跳了起来，试图靠近他。

台阶上出现了穿着内衣的老头子。

“爸爸。”狙击手轻声叫道。

“米奇卡，是你吗？”老头子问道。

“是我。”

“你一个人，还是3个？”

“3个。”

“你们去草棚吧。”

“拿些面包来，我们要吃东西。”

“马上就拿来。”

他们在草棚里等着。

“我以为他是你爷爷呢。”肃反工作者说道。

“爸爸在军队里服役后留在了列宁格勒，以前那地方叫彼得堡。后来他同城里的妻子离了婚，回到了农村，和我妈妈结了婚。那时他已经40多岁了，但还生了3个孩子，3年前我妈妈过世了。”

老头子用篮子拿来吃的，在干草上铺上毛巾，拿出沙拉、烧土豆、盐渍黄瓜，还有一把葱。他打开一升装的酒瓶瓶盖，将混浊的液体倒进精致的杯子。

狙击手和政治指导员即刻喝酒，开始大口地吃了起来。

肃反工作者放下自己的杯子：

“现在我们应该清醒了。”

老头子又倒了一杯酒，说：

“早就应该清醒了。”

他一饮而尽，肃反工作者犹豫了一下，也一口干了。狙击手第一个躺下，接着指导员也睡着了。

“怎么知道我们是3个人？”肃反工作者问道。

“我问的。昨天警察搜查了所有的人家，通知说跑了3个俘虏，如果有谁看见，立即报告。”

“已经有警察局了？”

“德国人是文明的民族，很快就建了新政权。”

“谁得到了这样的荣誉？”肃反工作者问道。

“那些被苏维埃政权折磨过的人，比如我。”

“可是并没有指定你当警察啊？”

“职务更高。我被任命为村长，这好比是村委员会主席，也是集体农庄主席。”

“那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让你受苦？”

“不为什么，我不想加入集体农庄。政权代表宣传时说道：如果加入集体农庄，就会得到一块肥皂。可当时根本没有肥皂。结果是我给了他肥皂，于是就得罪了他。我被打成富农并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后来搞清楚了，平反了？”

“别瞎想了，我跑啦。”

“没有证件，穿过了整个国家。”

“为什么没有证件。做了些证件。一个聪明人用土豆刻了所有的图章，走了两个月我回到了家。现在我还没有合法身份呢，已经10年了。”

“10年内没有人看到过你？”

“全都看到了。我还在集体农庄干活，只是不参加选举，选票中没有我。”

“就没有人……”肃反工作者又开始盘问。

“没有人。”老头子全都明白，立即回应道，“村子里的人都互相了解。我还有兄弟，他们的儿子，我的侄子。当然，我们这儿不是高加索，没有血海深仇，没有那些一会儿放火，一会儿夜里砍头，或者淹死人的事端。我们不杀第五代。一般只杀父亲和儿子，到孙子辈就不再动了。你听着，喝多了，我第一次陪犹太人喝这么多酒。”

“这么肯定？”

“看得出，他既是犹太人，又是政治指导员，以红军身份被俘。他刚剃了头，但是不成型，也许是太急了。再看他的手，像个知识分子。”

“那我呢？”

“我想，你是肃反工作者。”

“怎么判断的？”

“我被肃反工作者审问过多次。你同他们一样狂妄。你们先静静地坐着。我的女儿们要去做客。她们没有必要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先把她们送到区中心，之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办。要处理这种问题，晚上比早上更清醒。晚上会有更多的消息：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

狙击手和指导员在草垛上睡着了。肃反工作者在打盹，他还要注意院子里的动静。太阳升起，露珠闪烁。屋门打开了，一位身着丝织睡衣、披着一头长发的年轻女子站在了台阶上。她紧裹的内衣凸现出全身的曲线。肃反工作者不相信眼前所见，这么漂亮的女人，穿着如此漂亮的睡衣，他还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他闭上眼睛，又睁开来，眼前所见并未消失。女人突然笑了一下，转身回到屋里去了。

太阳当空。老头子往院子里的柴垛上摞劈柴，女人在用弯刀为小猪剁白菜帮和甜菜的叶。她穿着鲜艳的马尔基赛（注2）连衣裙，显得有些紧，特别是臀部。她撩起裙子，露出浑圆而美丽的双腿。

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透过草棚的缝隙看着，女人用力剁猪食时，富于弹性的乳房在不时地颤动。

狙击手醒来后，也加入他们的窥视行列。

安娜来到菜园，撩起裙子的下摆摘黄瓜。

“你姐姐？”肃反工作者问道。

“邻居。”

“有怪癖，是吗？”

“干吗有怪癖？”

“哪有正常的女人往马尔基赛做的连衣裙的下摆里装黄瓜的。黄瓜长在地里，可是早上的地是湿的。还有，如果是邻居，干吗住在你们家。我看见了，她夜里穿着睡衣到院子里来过。”

“是这么回事，你一时半会儿不会明白……”

“我是个明白人，她是邻居，老爷子和她一起生活？”

“爸爸在芬兰战争前就把我们家的姑娘嫁了人，于是，我和他，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女人的关照。她们的妈妈比我妈妈死得还早，她们没有任何男人的关怀和照顾……”

“于是，你们的老爷子开始关照这个妞啦？”

“也许是关照，但对此我不想说他什么，他会扇我耳光的。”

“扇过谁耳光吗？”

“还用问？”

屋里走出两个年轻妇人，她们和安娜说起什么，拍着手笑了起来。

“妹妹？”肃反工作者悄声问道。

狙击手点了点头。

“多好的姑娘！”肃反工作者竟然叹了口气。

老头子把马套在敞篷马车上。这是四人坐的轻便小车。安娜将装着粮食的口袋和一篮刚刚摘下的黄瓜放在车上。老头赶车出了院子。

“出来吧，米奇卡。”老头子刚走出去，安娜便关上了大门。狙击手刚走出来她又说：

“我已经告诉了卡佳，她在澡堂等你。”

狙击手像冲锋似地以短跑的速度冲进澡堂。穿着薄薄的太阳裙的卡捷琳娜正坐在澡堂炉旁的凳子上等着他。她年轻而结实。当狙击手抓住她拥抱时，她轻轻“哎哟”了一声。狙击手立即撩起她的太阳裙，又开始扯她的内裤，卡捷琳娜生气了——

“你干吗呀？先说说话不行吗？”

“过会儿再说话，过会儿，过会儿。”狙击手迫不及待地喘着粗气。

“现在就说。”卡捷琳娜推开他的手。

狙击手坐在一边，默不做声。

“干吗不说话？”卡捷琳娜问道。

“脑子不转了，只想着干那事。”

“在部队里不干那事你是怎么过的？”

狙击手不说话，想卷一根纸烟，手却在发抖。

“好吧，”卡捷琳娜说道，“转过身去，我脱衣服。”

狙击手转过身，但忍不住又转了回来，看到卡捷琳娜丰满的处女胴体，幸福得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躺在草棚里的草垛上。

“闻到了酒肉味。”肃反工作者说。

老头子从屋里出来，身后是狙击手，走在最后边的是一个小伙子。他身着衬衫，腰里扎着皮带，背后是点3口径的卡宾枪。套在胳臂上的袖章上用德语和俄语分别写着“警察”的字样。

政治指导员抓起长把铁叉站在门后。

“别急着动手，”肃反工作者说道，“先谈谈。”

“有新消息了，”老头子进屋后说，然后又对警察说：“说吧。”

“他们审问了俘虏。俘虏说，逃跑的人可能是我们村的人。他们听到一个俘虏说过，他们的村子在3俄里之内。看来，逃跑的俘虏也许是我们村的，也许是佩尔里查村的，也许是库尔采沃村的。德国人命令监视那些有人服役的人家。我们村有3个人被征入伍。”

“这么快就算出来了。”政治指导员说。

“少说废话，”老头子回应道，“我弟弟住在另一个区，你们先休息一昼夜。明天傍晚，他带你们去那边。”老头子向警察点了点头。

“要不今天就去？”肃反工作者问道。

“今天不行。晚上他还要值勤，还有……警察排查了库尔采沃村，也许晚上就会到我们村来检查。如果搜查起来，就深藏在草垛里，只是别太靠墙。一般情况下，他们会用铁条往墙里扎，我说得对吗？”老头子问肃反工作者。他没等到回答便走出草棚。狙击手跟在他身后，警察侧着身子跟在狙击手的后边，竭力不背对着他们，但是，他一直看着那个手里拿着铁叉的指导员。

肃反工作者、狙击手和政治指导员透过草棚的缝隙观看家里的日常生活。安娜在院子里剁白菜，她又穿了一件新的连衣裙，色彩鲜艳。肃反工作者揉了揉太阳穴。“得了吧，你，”狙击手说道，“我问过她了。她说，自己从拉脱维亚撤退的军官妻子手里买了8条连衣裙。干吗舍不得呢，于是她就穿上了。她还说，她想要年轻的男人喜欢她，想让他们看看，如果穿上漂亮的衣服，农村的姑娘不比城里的差。”

“什么？她是这么说的吗？”肃反工作者问道。

“是这么说的。”

澡堂在冒烟。女人们撩起裙子的下摆，掖在腰里，在小河里洗衣服。一个20岁的小伙子像白痴一样盯着她们。她们并不感到难堪。

“吉柳沙，”一个女人对小伙子说，“你还是给我们唱首歌吧。”

于是，小伙子像小孩一样跑跳着去取来了手风琴，开始弹唱起一首战前大家都熟悉的歌曲：

“啊，你，战马，你们是钢铁铸成的战马，

拖拉机，欢快地叫着。

战友……亲爱的，我们准备去远征。”

于是，几个三五岁的孩子跑来，把棍子扛在肩上，开始操练。他们跟着村里的傻小子唱起了也许他们还不懂得含意的歌：

“我们同铁马一起走遍整个大地，收割、播种、开垦，我们的步伐坚定，敌人永远不能踏进我们的国家。”

女人们看着那些”操练”的孩子们笑了起来。肃反工作者和指导员默默地看着他们，眼神里透出明显的无奈。

“我很快就回来。”狙击手说。

“带本书来看看。”指导员说。

“好。”狙击手应道。

狙击手几乎匍匐着穿过菜园，跳进邻居家的院子，跑进屋里。

卡捷琳娜正在用磙子烫熨洗过的衣服。狙击手抱住她就扯她的连衣裙。

“吉柳什卡就要回来了。”卡捷琳娜试图反抗。

就在此刻，手风琴不响了，歌声也中断了，卡捷琳娜朝窗口望去。

两个警察坐着轻便马车从木屋旁驶过，在村口停了下来。他们手里拿着卡宾枪。

女人们领着自己的孩子从河边逃走，躲进屋子里。只有那个傻小子微笑着向警察局长走去。警察局长40多岁，是那些人中间最年长的。傻小子重新拉起手风琴，而且忘情地唱了起来：

“我们的步伐坚定，敌人永远踏不进我们的国家。”

“带走？”一个警察问。

“他是个白痴，”警察局长说，“脱了他的裤子，狠揍一顿完事。”

“用马鞭抽？”警察问。

“用皮带，他还是个孩子。”

于是，傻小子被按在锯木柴用的支架上，警察用皮带在他的光屁股上狠揍了一顿。那傻小子哭叫着。

警察局长和3个警察开始搜查所有的院子、地下室和屋顶的阁楼。

整个草棚堆满了干草，警察向草垛开了3枪，并仔细倾听。老头子陪着他们。

警察来到老头子的家门口，最终还是进了院子，搜查了地下室和阁楼。后来又走进草棚。警察照例放了规定的3枪。警察局长观察着老头子的动静。

“再从上边打3枪。”警察局长说道。

“如果对我都不信任，那你就开枪好了。”老头子对警察局长说道：“明天我去司令部，把我的差交了。”

老头子走出草棚坐在土台棱上抽起烟来。警察已经做好了连射的准备，警察局长用手制止了他们。他走出草棚，在老头子身旁坐下，也抽起了烟。

“我可是谁都不相信，”警察局长说，“因为，如果是你的儿子或者女婿回来了，你总不会供出来吧？”

“不会。”老头子承认道。

“因此，对你也不例外。”警察局长又补充道：“我会找到逃跑的俘虏的，他们跑不了多远。还有一个指示，抓住犹太人、茨冈人和赤贫者，立即送往集中营。”

“关于这个命令，我该做点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白痴音乐家吉柳哈是你的纽尔卡的弟弟，也许，就连纽尔卡也不特别正常？”

“说什么呢？你也知道，吉柳什卡生下不到一周，就被摔了一下，脑门至今还是软的。”

“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硬……”

老头子走进草棚，仔细听了听，说：“爬出来吧，他们走了。”

没有回音，草垛里边没有一丝动静。老头默默地等着。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几乎同时跳了出来，高兴而茫然地笑着。老头子静静地看着他们，默默地转身走出草棚。

天已经暗了，屋里点起了煤油灯。肃反工作者和指导员躺在草棚里。

他们看着走过村子的牛群。女人们迎着牛群走去。安娜把两头牛和一头牛犊赶进院子，端来一盆水，洗了洗牛的乳头，开始挤奶。

她又换了一件色彩艳丽的皱纹布连衣裙。肃反工作者看着她，非常喜欢。他喜欢她结实而灵巧的双手，喜欢她编成辫子的头发，还喜欢她蹲着的样子。

“今天晚上，老头子要除掉我们。”肃反工作者说道。

“为什么？”政治指导员问，一脸茫然。

“我们打扰了他。他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只把他一个人藏在地下室里，要藏几个月。等一切谈妥了，再为他申请证件。为了保护一个人德国人或许会原谅他，可是3个人却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们总要离开的。”

“如果我们被抓住呢？我们也许会出卖他，他不会冒这个险的。”

“怎么除掉我们？”

“简单得很。给我们喝他自制的酒，在酒里放上麻醉剂之类的东西，先让我们睡死，再用斧头砍下头。所以别喝酒，还要把铁叉放在手边。”

天黑后狙击手从家里用瓦盆端来了汤，拿来了碗和一瓶自制的酒，还有黄瓜、葱、盐等吃的。

狙击手把酒倒在每个杯子里。指导员发现，给他和肃反工作者的杯子倒的多，给自己只倒了一杯底。肃反工作者尝了一口酒，问道：

“警察不会出卖我们吧？”

“他怎么，不想活了？他虽然是远房的，但总还是亲戚呀。”

“他在哪儿值勤？”肃反工作者问道。

“缅尼查，守护河上的桥。明天晚上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可靠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走。”政治指导员说。

“明天走。吃饭，喝酒。”

“今天就走。”政治指导员重复道：“你和我们一起走，还是留下？”

“当然和你们一起走啦。干嘛不喝？喝呀！什么时候能喝上酒？我再去拿些面包来。”

狙击手向草棚的门走去，肃反工作者一把抓住他的衣袖，把他拉过来，敏捷地扭住他的胳膊，把剃刀放在他的喉咙上。

“现在说实话，你要干掉我们？”

“你这是干吗？干吗呀？”狙击手想挣脱开。

“别动！”肃反工作者警告着：“你自己知道，我用两个手指头就能弄死人。说实话，不会死的，否则的话，你只有几分钟的……”

“谁也不会被割喉咙。”狙击手说，“明天，要把你们枪杀在小河谷。”

肃反工作者松开狙击手说：

“你会因为与敌人合作而被推上法庭的。”

“我还没有合作。”狙击手反驳道。

“我们这就走。”政治指导员说道。

“送我们到安全的地方。”肃反工作者说。

“那有什么用。”狙击手回道：“米什卡总是盯着爸爸，他说，把他们‘交给强力部门，我们可以领到奖金。’而爸爸却说：‘不，悄悄地干掉他们。’”

“你父亲倒是个人道主义者。”指导员说。

“什么呀？”狙击手回应道：”如果米什卡不发现我们，他也一样会出卖我们的。要知道，就这一夜我们是走不远的。应该解决米什卡的问题。早上他值勤归来，我们把他收拾到河谷里。”

“空手收拾？”肃反工作者问道。

“干吗空手？”狙击手问道，挺起身子从房顶取下一包东西。打开包裹，几个人看到一支被截短的点3口径步枪。

“它早就在你们这儿？”肃反工作者问道。

“一直在。”狙击手回答。

“我们管这叫‘富农的梦想’。”肃反工作者说道。

“叫得对。”狙击手表示同意。

黎明时分，3个人走出草棚。狙击手将截短的步枪别在腰上，指导员和肃反工作者则每人拿着一把斧头。

警察骑着自行车，背上挎着卡宾枪，腰里别着把手枪。在低洼处的树丛前他为了尽快登上高处突然加快速度。

狙击手按住扳机，勾了一下，可是，子弹卡住了。

“枪管受潮了。”狙击手悄声说。

肃反工作者和狙击手看着越来越远的警察的背影，而指导员却向警察扑去。

警察听到脚步声和喘息声便转过头跳下车。他还没来得及拔出手枪，两个人便摔倒在了泥地上。高大而有力的警察很快占了上风。他仍想掏枪，但他刚一松手，政治指导员便要翻身。于是，警察开始扼住指导员的喉咙。

肃反工作者和狙击手回过神来，便跑去帮助指导员。

“开枪！”肃反工作者喊道。

“干吗要弄出声来？”狙击手说着拿出一把又窄又长的刀子，看了一下，便扎进警察的左肋。

肃反工作者和狙击手扔掉警察的尸体，用枯树枝盖住。政治指导员坐在一边艰难地喘着气。

狙击手在草丛里擦了一下刀子。

“这把刀子是为杀人准备的？”肃反工作者问道。

“杀猪的。”狙击手解释道：”我杀猪很拿手，许多人请我去杀猪。”

肃反工作者、狙击手和政治指导员栖身在房子的阁楼里。他们把摘掉了合页的旧门板支起来当桌子，吃着大麦粥。他们像刚刚干完了重体力活的男人一样，饥肠辘辘，吃的很香。老头子没有看他们。安娜将饭盛进大碗。她又换了一件新连衣裙。狙击手的身旁放着一支卡宾枪。肃反工作者的腰上别着装着手枪的皮枪盒。

肃反工作者舔净了勺子，拣起面包的碎屑说：

“你啊，老家伙，因为组织谋杀红军战士要上军事法庭的。”

“什么战士？”老头子问道，“我看是从俘虏营逃出来的流浪者，而不是战士。你想干什么？”

“逃脱不了的，他已经给了我们证据。”肃反工作者指了指狙击手。

“如果把剃须刀按在你的脖子上，你也会招供一切的。”

“别绕弯子！”肃反工作者命令道，“老实交待，你为什么要为德国人服务？坦白回答！”

“也许，可以用提问的方式作回答？”

“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回答。”肃反工作者同意道。

“你是谁？”老头子问。

“就当是政权的代表吧。”

“什么政权的代表？谁授权于你？请出示证件。”

“暂时没有证件。”

“去你的吧，现在就走，别让我再看到你。”

“夜里就走。”

“现在就走！像条蛇一样钻到林子里去，在那儿再像兔子一样跳来蹦去的，直到被射杀为止。别的你不配。你把一切都丢了：冲锋枪、手枪、军官服和党证。你会因为拥有党证而受审。”

在他们对话时，狙击手把卡宾枪改成了一支狙击手的步枪。他把一个被踩碎的战地望远镜的半个镜片装在卡宾枪上。

老头子说完了。因为气愤和恼怒，他不断地喘着粗气。安娜抚摸着他的头，像在安抚小孩子一样，说道：

“别神经质啦，他们不值得你这样。”

一阵沉默。

“好吧。”老头子最终说道：“上帝是我们所有人的审判官。这就是我的问题。什么警察，什么宪兵，什么盖世太保，什么内务部的警察，全都是侦探。他们发现那个死了的警察后会干什么呢？如果你的卫兵丢了，你会做什么呢？”老头子问肃反工作者。

肃反工作者沉思起来，老头子耐心地等待着。

“我想，要审讯所有的嫌疑人，调回战斗部队，开始在全区进行排查。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既然有3个人跑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杀了警察。我们在那个洼地里留下了许多脚印。尽管，我试图消除那些明显的印迹，但总会留下证据……”

“米奇卡，”老头子叫道：“带上肃反工作者到地下室，把淹酸白菜的大缸放在种土豆的菜园子里。必须做一个备用密室。在他们搬大缸的时候，你们有时间出门从院子里进入地下室。纽拉，教教他们，该怎样在地下室藏身。”

“请拿本书来，让我看看。”政治指导员再次请求。

“我给你送来。”老头子答应着。

狙击手第一个从屋子的阁楼上下来。第二个是肃反工作者。安娜下得很慢。狙击手转过脸去，看到肃反工作者扶着梯子，看安娜走下梯子的样子。他没法不看——她的双腿实在是太诱人了。

也许是安娜的动作不对，也许是肃反工作者晃了一下梯子，安娜一下子滑了下去。肃反工作者一把抓住她，怎么都不想放开。

“哎，抓女人要像抓奶牛的乳头一样，温柔些。”安娜悄悄地对肃反工作者说。

他退后一步，就像刚练过跑步那样不断地喘着粗气，以调整自己的呼吸。

警察从一个院子里拉出一个半老男人同他的妻子。警察局长和老头子在观察发生的事情。

那女人从他们身旁走过时说道：

“欺负我们，会遭报应的。”

村里的那个傻小子紧挨着警察局长站着。他忘情地拉着手风琴，边拉边唱：

“假如明天有战争，

假如明天去出征，

假如黑暗势力突然出现，

全体苏联人民会像一个人一样，

起来为亲爱的祖国而斗争。

在大地，在天空，在海洋，

我们的歌曲雄伟、庄严。

假如明天有战争，

假如明天要出征，

今天，我们就准备征程。”

警察局长向一名警察说：

“用铁条给我收拾他。”

于是，几个警察从枪管里抽出了铁条。

“别，”老头子求道：“他不懂事。人们总是在夸他的歌和音乐。他给你们唱，是想让你们喜欢，也想让你们夸他。”

“挨了铁条就不唱了。”一个警察说道。

此刻，已经有人扯下了傻小子的裤子，用铁条抽他。傻小子疼得大声叫喊，嚎啕大哭。

从屋子里拽出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老太太。

“这个院里没有人参加红军。”老头说。

“有人，”警察局长反驳道，用手指了指名单上的姓：“区军事委员会里有所有服役人员的名单。他们村里的3户人家中有人应征当了红军。那两家的人我已经抓了。”

“现在只剩下了我。”老头子说。

“可你是村长，”警察局长回道：“而且不是我任命的。我会向警备司令部说明，你也是嫌疑人，也要抓你。不过，先得抓你家的傻小子，要是你不去告诉他，该唱什么歌……”

这次搜查特别仔细，既查屋子，也查附属的建筑，用长长的铁条扎草垛。屋子的阁楼和地下室也都仔细查过。

“谈谈我的事？”警察局长向老头子提议。

“走你的吧！”

“今天我走，明天你会来找我，到那时就晚了……”

肃反工作者、政治指导员和狙击手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小河将他们同村子隔开。狙击手从缠在卡宾枪上的半个望远镜中注视着对面。他们既听到了歌声，也听到了喊声。有几次狙击手已经在瞄准器中盯住了警察局长，但又移开了目光，他在裤子上擦着出汗的手。肃反工作者仍然拿着那支手枪，政治指导员则拿着被截短了的旧步枪。

夜里，他们过河，来到草棚，老头子已在等他们。

“村里的两家人已经被抓了，”老头子说，“你们该走了。”

“明天就走。”肃反工作者许诺道。

“干吗要拖到明天，”老头子说，“现在就走，米奇卡留下。”

“你会把卡宾枪给我们吗？”政治指导员问狙击手。

“那我怎么办呢？”狙击手问。

“你要留下来，可我们还得战斗！”

“你们用卡宾枪和那支手枪打不了多久的。”

“管他打多久呢，我们不会再当俘虏。”

狙击手沉默了，想了想，做出最后决定：

“我和你们一起走。”

“哪儿也别想去。”老头子说。

“走。”狙击手坚定地说，“他们是城里人，在森林里会迷路的。”

“他们应该习惯在森林里生活，”老头子说，“我从警察那儿听到，德国人已经拿下了莫斯科。”

“拿破仑也拿下了莫斯科，后来又跑了。”肃反工作者反驳道。

“德国人也会跑的，”老头子表示同意：“只是什么时候？10年之后，还是100年之后？”

“他们没有占领莫斯科，”政治指导员说，“如果他们占领了莫斯科，会到处奏音乐、贴标语、挂旗子。他们对宣传的理解不比我们差。”

“对呀。”老头子表示赞同。

大家都不说话。指导员裹着湿漉漉的大衣，不住地发抖。老头子用手掌摸了摸他的额头，说：

“小伙子，你的情况不好。我告诉妞拉，让她拿些蜂蜜和马蔺草来。村里没有其他药。你们不得不延迟启程。”

“我很健康。”

肃反工作者、政治指导员和狙击手坐在阁楼里。窗外时而有车灯划破夜色。

“必须搞些武器来。”政治指导员说。

“现在最好不要惹那些家伙？”狙击手回答道。

“不是惹他们，是要打死他们。他们总共有8000万。”

“我们整个红军都没有这么多子弹，”狙击手说，“只是唠叨：爱惜子弹，爱惜子弹。直到被送往狙击手学校，宣誓前我只用步枪发射过3颗子弹。”

政治指导员果断地站起，几乎是命令：

“中士，如果你不去，请把那支手枪给我，我必须弄到武器继续战斗。”

“把卡宾枪给我。”肃反工作者恳求狙击手。

“好吧，”狙击手回答，“我和你们一起去。”

傻小子手风琴手趴在凳子上，老头子在给他的屁股涂抹柏油膏。卡捷琳娜和安娜把脸转向一旁。

“干吗转过脸去，屁股被抽烂了，难道没看见？”老头子问道。

“没看见。”卡捷琳娜回答。

“会习惯的……不能唱这些歌。”老头说。

“为什么不能？”傻小子问，“挺好的歌。”

“政权变了，要唱别的歌。”卡捷琳娜开导弟弟。

“那唱什么歌呢？”傻小子问。

卡捷琳娜想了想，唱了起来：

“黑夜里，

芦苇沙沙响，

树枝低下头，

一对相爱的恋人，

整夜散步，直到清晨。”

“不，”傻小子说，“这歌太忧郁，我唱的歌更欢快。”于是又唱道：

“我们的装甲车

坚实耐用，

坦克的行动

敏捷快速，

我们的人民

勇敢无畏，

苏联的坦克兵，

伟大祖国的儿子，

正在严阵以待。”

“你要再唱这些歌，他们就会再用铁条抽你的屁股。”老头子说。

“打架不好。”傻小子回答。

卡捷琳娜痛心地叹了一口气。

老头子边抽烟边看着姐弟俩玩自制跳棋。输的一方被对方弹一下额头。大家都笑了。也许他们相信，老头子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事情都能办好。

狙击手和肃反工作者拔掉路上的牌子，又从旧割草机上拆下生锈的锯齿，把它钉在牌子上。

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选好地点，跳上土路，放好钉着锯齿的木板，给上面撒了一层土。他们平整了路面后开始等待。手拿卡宾枪的肃反工作者在观察着。

巨大的柴油卡车靠近了。它从钉有锯齿的木板上驶过。他们觉得汽车的轮胎没有被扎破。然而卡车往前行驶了几米便停了下来。

从车上跳下4个德国兵。两个人躺在前轮旁，另两个人在检查车后边。后来一个司机和一个看来是他的搭档的人从驾驶室走了出来。

他们既专业又熟练地快速换了两个轮胎。然后若有所思地回到各自的位置，先是司机，后是护卫兵。

“他们全都想到了。”狙击手说。

于是，他们又重新躺在路旁。传来发动机的响声。

“摩托车。”政治指导员说，“我看到地沟里有一根铁丝。”

他们很快抽出铁丝，将它的一端缠在路边的树上，用土盖着，另一头握在肃反工作者手里。敞篷三轮摩托驶近后，肃反工作者猛地一拽铁丝，驾驶摩托的德国兵便从车座里摔了出去，可是肃反工作者也因反作用力而飞到了公路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坐在车斗里守在机枪旁的第二个德国兵也被震晕了，也躺倒在路上。

周围一片沉寂，一个摩托兵动了动，政治指导员扑向他，用石块砸他，随后又砸第二个摩托兵，他顺手又朝肃反工作者的头举起了石头。

“你干吗，傻了？”肃反工作者问道，说着坐了起来。

肃反工作者查看了一下车座上的机枪。政治指导员从另一个摩托兵的身上摘下冲锋枪，狙击手把装有巴拉贝伦枪的枪盒别在腰带上，摘下摩托兵的手表戴在手上。从摩托车斗里拿出两瓶法国白兰地，罐头和巧克力。

“得赶紧走，”狙击手说，“天很快就要亮了。”

肃反工作者戴上德国兵的头盔，穿上他的风衣，将另一个头盔递给政治指导员，发动摩托，让指导员坐进车斗里，指了指摩托车的后座让狙击手坐好。

摩托车开足马力。他们在还是黑夜的公路上行驶。政治指导员紧抓着车帮，把头盔压低，遮住了他的眼睛。

突然肃反工作者放慢了速度，直起身子，将摩托调转车头。

“你干吗？”狙击手喊道，“停下？！”

“来了好多车子！”肃反工作者喊叫着，“一群野兽！你看，时速100公里！”

“调头，他妈的！来不及回家了。”

“来得及！”肃反工作者喊道，“我们有机枪。有机枪就什么都来得及。”

肃反工作者跃过一条小河，便改变了方向。政治指导员从车斗里取出机枪，肃反工作者用皮带扎紧了油门，让摩托翻进河里，沉入河底。

安娜把煮好的土豆、盐渍黄瓜、沙拉、葱、蒜、一大碗酸白菜装进口装。

老头子把一本《圣经》装进口袋，向草棚走去。

老头子走进草棚，悄声喊道：

“米奇卡……”

登上阁楼，他一眼看到了机枪。机枪旁的肃反工作者在睡觉。政治指导员靠着冲锋枪也睡着了。肃反工作者的脑袋旁有一瓶喝了一半的法国白兰地和开了盖的荷兰鱼罐头。

老头子从肃反工作者的枪盒子里抽出那支手枪，用鞋头踢了踢他，用德语喊道：

“举起手来！”

政治指导员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冲锋枪……

“你们已经被打死了。难道不害羞吗？”老头问，“算算看，一周内第二次被俘。”

“惭愧。”政治指导员表示同意。

“米奇卡在哪儿？”老头子问。

“上木房去了。也许，你们刚好错过了。”

“明白了，去了那儿。哪儿来的机枪，法国白兰地，罐头？”

“撞翻了摩托兵的摩托车。”肃反工作者答道。

“就在村旁？”

“在公路上，在被毁的仓库后面。”

“等着，别睡觉！”老头命令道，“我很快就带那小子回来。”

老头子摸了摸政治指导员的额头：

“体温很高，现在马蔺草已经不管用了。”

“摩托兵的书包里好像有什么药。”

肃反工作者把一包药递给老头子。

老头子仔细看了看药：

“这是治腹泻的，这是阿司匹林，也许对支气管炎有点儿用。”

“我有点儿不太明白，看起来您好像是个普通农民……”

“那么不从表面看呢？”老头子反问道。

“您怎么认定，这是法国白兰地？看来，您懂法语？”

“我在部队当过炮兵，所以不光知道基里尔文，还知道拉丁文。而你，为了以防万一，请记住：太普通的人是没有的。所有的人都是复杂的——不管是农民，还是肃反工作者，还是政委，还是像我的米奇卡一样的聪明人。政委，你该躺在更暖和的地方，或者在澡堂子里蒸一下。看来就得这样，两天之后，你要么站起来，要么死掉。我给你带来了一本书，读读吧，清洗清洗脑子。”他把《圣经》递给了政治指导员。

“把那支枪给我。”肃反工作者恳求道。

“算了吧，”老头子回应道，“现在这是我的战利品，你还有机枪呢。”

老头子走出草棚。肃反工作者拿起《圣经》说：

“富农分子在挖苦我们，给我们拿来了禁书。”

老头子几乎是跑着沿河岸走去。他顺墙走着，仔细听着，在一间澡堂旁停了下来，打开了“吱呀”作响的门，走了进去。

卡捷琳娜裸着身子躺在床板上，看着老头子。

“别出声，”狙击手将巴拉贝伦枪的枪管顶在老头的后脑勺上，警告道，“举起手来。”

“还有什么。”老头子应声转过身来。

狙击手认出父亲，放下手枪，用双手遮住下身。

“卡捷琳娜，你怎么就这么躺着？”

“瓦尼叔叔，你转过身去，我这就穿衣服。”

老头子哼了一声扭转身。卡捷琳娜从床板上跳了下来，急忙穿上衣服，提议：“也许，和我们一起喝上一杯？这儿有家酿酒和下酒菜。”

“我还能干什么，只有喝酒了。”老头子应声。喝了酒，夸赞道，“好酒。”

“蒸了两次呢。”卡捷琳娜说着又问，“瓦尼叔叔，还要忍耐多久啊？我跟米奇卡说了，也许可以干掉那个警察头子？”

“怎么干？他们人太多，而我只有1个。”

“怎么1个？”卡捷琳娜惊讶道：”村里人都说你们是3个人。”

“干掉，干掉，”狙击手打断了卡捷琳娜的话，“用什么去干，就用这个？”他指了指巴拉贝伦手枪。

“怎么，难道我们弄不到武器？”卡捷琳娜问道。

“不用你操心，我们会搞定的。”老头子打断了她，喝完酒，靠在炉子上立刻进入梦乡。

狙击手给他盖上皮短大衣，说：“老头子老了，以前半公升不在话下，现在3杯下肚就动不了啦。”

“这不是酒的问题，是心里难过。”卡捷琳娜反驳道。

政治指导员躺在阁楼里，盖着羊皮袄还在瑟瑟发抖。他听见了安娜和老头子在屋里的谈话——

“政委太虚弱了。”老头子说。

有人敲门，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瓦尼，你的两个女儿昨天被抓走了，关在学校里。德国人把学校改成了监狱。她们的邻居叶芙多基娅捎话，要你去趟区中心。也许给某个人塞些钱，就能放她们出来。”

政治指导员挪到阁楼的窗口旁，注视着阳光照耀下的田野。河边，女人们将裙边掖在腰上，正在洗衣服。

老头子登上阁楼，放下一瓶家酿酒，还有面包、沙拉、盐渍黄瓜。他斟上酒，说：

“喝杯好酒，裹上皮袄，你得发发汗。麻烦来了，你们必须走，可你却病得不像人样。”

“我的体温已经降下来了。”政治指导员说着，喝了一杯酒。

老头子摸了摸他的额头，说：

“夜里，卡捷琳娜会烧好澡堂的。可以提个问题吗？”

“可以。”

“德国人枪杀犹太人、茨冈人和赤贫者，这是真的吗？”

“真的。他们的种族歧视理论是，德国人只能和德国人结婚，不能和任何其他人种混血。”

“那为什么要杀赤贫者呢？”

“干吗不问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和茨冈人呢？”

“茨冈人偷别人的马。”

“俄罗斯人就不偷？”

“也对呀。那他们对俄罗斯人有什么打算？”

“德国人有8000万，俄罗斯人有15000万，几乎多一倍。”

“等等，这就是说，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我也对你有个问题，”指导员说，“为什么有人去为德国人效力？”

“主要是因为委屈。你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后来又将成千上万的人划为富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不过，人们是不会原谅的。不仅儿子辈，就是孙子辈也会报复的。请记住我的话：替换苏维埃政权的新的俄罗斯执政者将从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当中产生。”

“委屈总是有的，但是俄罗斯人还从没有因为委屈，而为敌人效力。”

“还说没有，”老头子反驳，“既为鞑靼人效过力，也为波兰人卖过命，还为立陶宛人干过活。从一个王公到另一个王公来回地跑，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我们俄罗斯人和所有人一样，也是各种各样。我知道，你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为什么我当了村长？不是我要干的，是村民安排的。他们知道我不会干坏事，还知道我不是笨蛋。也许他们认为，同聪明人在一起失掉些什么总比同笨蛋在一起得到点什么好。你除了做政委，还有什么专业？”

“我是历史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如果是历史学家，那你就不应该向我提问题，而应该是我向你提问题。你怎么想，这件麻烦事将如何结束？最终会是什么样？”

“最终是德国人败退。”

“如果胜了呢？”

“不会胜的。我们国家这么大，德国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统治它。”

“如果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呢？德国人占领乌拉尔以西，布尔什维克转到西伯利亚呢？”

“这样的协议人们是不会原谅的，人们会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直到没有一个德国人为止。”

“也许相反，同德国人一样，被消灭的还有布尔什维克。”

政治指导员没有做声。

“好啦，”老头子说，“莫斯科可以让出，也可以再夺回来。也就是说，冬天将是坚守战，到了夏天，或是我们进攻，或是他们进攻。”

“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有人力，有耐心。可德国人经不住极度的紧张。”

“好在我们自己能经得住。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我就回来，再考虑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警察局长把我的两个女儿关起来了。像猎熊一样，他们开始围上我了。”

“他干吗这么不喜欢你？”

“想娶我的侄孙女，我不同意。”

“这应该由她本人决定。”

“应该我来决定。我们家族中，我是最年长的……她的未婚夫入伍时曾求过我，如果发生什么事，希望我能帮助他。你不明白，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和他爷爷一起在军队服过役，他过世的父亲在我被划成富农，在西伯利亚流浪时曾经帮助过我的家眷。”

“警察局长不是本地人？”政治指导员问。

“本地人。也是我的亲戚，只是远亲，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这个你不懂……”

老头子到区中心去。他从主街上拐进一个胡同，在一幢挂着“警察局”牌子的大楼旁下了马车；他想进院子，被岗哨挡住了。

“怎么通报？”岗哨问。

“就说勃里诺夫村的村长来找他。”

老头子在大门外等候。挎着苏联冲锋枪的警察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有几个警察身上还挂着骑兵军刀。老头子等得太久了便在栅栏旁蹲下，像老鸟栖树一样打起盹来。

“让进去呢。”终于有人在台阶上喊。

老头子走进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上有一支苏制捷格佳廖夫冲锋枪，墙上挂着希特勒的彩色画像。

“喝杯茶？”警察局长问。

“好啊。”老头子应道。

他们喝着茶。警察局长用套着银质杯托的茶杯喝，老头子像往常一样用茶碟喝。

“因为女儿的事来的？”警察局长问。

“是因为女儿。”老头子回答。

“警备司令暂时不准逮捕你——因为不利于你的事实我掌握的并不多，可你两个女儿的丈夫都是红军，因此他们有可能隐藏逃跑的俘虏，也可能帮助游击队。”

“怎么，我们这儿有游击队？”

“暂时没有。逃跑的俘虏也没找到。但是我们要审讯被扣押的人。监禁一段时间，不给吃喝，也许他们就会想起，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什么。不过，我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像你这样的人身上。想要让你的女儿出狱，就到处去打听吧，一有消息就告诉我，我立即释放你的女儿。”

“这样不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受了苦，女儿们也受了苦。因为我是富农，被没收了财产，大学不要她们。她们在苏维埃政权下失去了求学的权利。结果呢？现在德国人的政权又惩罚她们。”

“可我没有别的办法呀，伊万·彼得洛维奇。我要维持秩序。盖世太保让我整顿秩序。至少，逃跑的3个俘虏之中有1个是我们本地的。结果怎样呢？战俘逃跑后，隔了一天，我们的一个警察被杀了。这就是说，他认出了自己人中的某一个人。也许他想把消息告诉你，可你却用刀子结果了亲戚的命。”

警察局长走近挂在墙上的本区的地图，拿起圆规画了一个圈，有4个村子被包括在内——

“两天前两个摩托兵被打死，可能是这几个村子里的人干的。从谋杀地点到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村子，距离都不超过3公里。半个小时到出事地点，半个小时返回。4个村子的9户人家中有17个男人被动员入伍。每个这类的家庭我都关了一人，你们家我关了两个女儿。”

“要是找不着呢？”老头子问。

“他们将被枪毙。”警察局长回答，“已经下了这样的命令——打死一个德国士兵，枪毙10个被关的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向办公室里看了一眼，看见老头子，便关上了门。

“请进，波利娜，我正和伊万·彼得洛维奇喝茶呢，来和我们坐一会儿。我说过，我在反对他。也许，他会说，他在反对我。”

“可我什么也不反对。”老头回答。

“我星期六举行婚礼，伊万·彼得洛维奇。你要是不来，我会认为这是你在抗议，并得出结论。”

“知道啦。可以看看女儿吗？”

“禁止传话和会见。”

“谢了。”老头子说着，出了办公室。

在院子里，他仔细而小心地观察着警察。他们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卡宾枪，苏制的捷格佳廖夫冲锋枪。

老头子将马车驶近学校。学校的窗户用带刺的铁丝网封着，一个身背冲锋枪的警察在守卫。

老头子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察坐在会见室里。

女儿们一进门，便扑向老头子的怀抱哭了起来。

“请出去。”老头子对警察说。警察嘟囔着，但还是走了出去。

“擦掉鼻涕和眼泪。”老头子对女儿们说，解开包着食物的包袱。

女儿们吃着面包和沙拉，喝着牛奶，说：

“真可怕，到处是虱子，跑蚤。一个教室里关40个人。爸爸，赎我们出去吧，从普多夫卡来的柳德卡就是用一个沙皇时代的金币赎出去的。”

“你们更值钱。”老头子笑了。

女儿们也高兴起来，擦掉了眼泪。一个年轻的警察往屋里看了一眼。

“瓦尼叔叔，她们该进去了，很快要巡查了。”

女儿们又哭了起来。

老头子和上了年纪的警察用茶碟喝着茶，像喝酒似的，就着已经用钳子夹碎的只能用显微镜才看得见的小糖块。

“姑娘们说，有几个人正要被赎出去。”老头子说。

“你的女儿未必能成功，”警察回答，“她们受警察局长的监控，可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你自己也知道，没有什么比有思想的人更坏。不管是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还是为德国的政权效力，他们是不会被收买的。”

“也可以不收买。”老头子说。

“那用什么办法？”警察问。

“没有什么办法。”老头子回答。

夜里，安娜来到河边的澡堂。政治指导员紧跟在她身后。

安娜进了澡堂，指了指有热水和冷水的浴池，将白桦树枝浸泡在木盆里。

“好好蒸一下，之后喝点儿上等的酒，就会好的。”

她往炉子上泼了一罐热水，跳进澡堂的脱衣间，坐在那里仔细听着，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活着吗？”她问，“干吗不做声？”

没有等到回答，她打开通向浴池的门，看到裸体的政治指导员躺在地上。他爬了起来，用手捂住羞处，说：

“没法洗，没力气……”

“好吧，”她说，“趴在浴床上，我给你蒸一蒸。”

政治指导员爬上浴床，安娜开始用树枝扑打他。她很热，脱掉了上衣。

“我呆不下去了，”指导员说道，下了床板，坐在凳子上，看到半裸的安娜，摊开两手，悲伤地说道：“我确实不好，看到这样的美人就……只是现在我才明白，‘看着眼馋，却吃不到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能走到家吗？”安娜问。

“能。”政治指导员答道。

“你稍微养养神。趁着水热，我去洗一下。”

政治指导员艰难地爬上阁楼。肃反工作者将半长的皮大衣给他裹在身上。

“阿纽达呢？”肃反工作者问道。

“在洗澡，趁着水热。”

“一块蒸的浴？”肃反工作者问道。

“我没力气呆在那儿。”政治指导员回道。

“我有力气。”肃反工作者说，“你休息吧，我很快就回来。”

肃反工作者爬下阁楼，弯着身子，在黑暗中向澡堂跑去。他打开门，看见了半裸的安娜。他想找挂钩想把门锁上。

“没有人进来。”安娜说。

……早上，安娜走进草房，她转过脸去不让人看见她被打伤的眼睛和嘴唇。

“送吃的来啦？”狙击手立即问。

“爸爸从区中心回来，睡着了。”安娜说，“他已经给自己灌了半升好酒。我想拿走，他却用刀子逼着我说：‘我宰了你！’他刚睡着我就跑来找你们了。”

“那他干吗打你呢？”狙击手问。

“因为……”

“两个姑娘怎么样？”

“说了，关在监狱，苦着呢。”

“我们走吧，趁他还醉着，否则他会发疯的。”狙击手说。

“我和你们一起去。”肃反工作者说道。

狙击手、肃反工作者、政治指导员、老头子坐在桌旁，默不做声。安娜端上饭菜，老头子喝着汤，没有停止吃饭，用极为平常的语气说：

“国家给糟踏了，什么样的国家啊！”

没有人回应。肃反工作者和安娜坐在一起，抚摸她的大腿，安娜却仿佛没有觉察到他的手。

“整个8月，我们的俘虏被驱赶着从村里通过，成千上万的人啊，为什么呀？”

“为什么？”肃反工作者问道。他的手在抚摸安娜的屁股。

“因为没什么可保卫的，自己的东西没有了。所有东西都充公了。周围的一切全是集体农庄的，周围的一切全是我的。结果，这仅仅是歌里唱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唱的。装甲车坚实耐用，我们的坦克行动神速。我们的坦克在哪儿？飞机呢？红军战士住在我家，他们只有点3口径的步枪。1895年我就拿着这样的枪和日本人打过仗。就是‘马克西姆’机枪在日本战争中也用过。冲锋枪在哪儿？你们斗自己人的时候，什么都有了：没收了富农的财产，把他们关起来了。和德国人打仗会是很艰难的。”

“不仅和德国人打，”肃反工作者反驳道，“自己人中间也有许多叛徒，要知道，警察局长也是你们本地人。”

“是，是我们本地人，”老头子承认道，“可是对他，必须按你们，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

“这是什么意思？”政治指导员小心地问。

“按照你们的思想观点枪毙他。同他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以智谋巧取也不会有结果。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甚至超过了我，他从各方面监视了我们。”

“这个败类是从哪儿来的？什么出身？”

“出身，出身？是被革出教门的特务。他曾在警察局工作过，特别想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在他的履历表中，他父亲曾在普斯科夫做过房产主。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德国人则利用了他的仇恨。”老头子从粮仓的账本上撕下了一页纸，开始用变色铅笔在上面做标记，“下一个战斗部署：星期六他将举行婚礼。他要从区中心到波丽娜住的雷卡列沃村去接亲。我们埋伏在墓地旁。我想，他会带六七个警察。我的侄孙女很吝啬，不会请太多客人，她干吗要供给没用的人吃饭呢。他们的装备大概会有一支冲锋枪，也许还有一挺便携机枪，其余的全是点3口径步枪。”

“我们3个人，”狙击手说，“对付得了。”

“4个，”老头子纠正道：“我作后备，”他说着，从长板凳底下拿出一个长长的麻布包并打开。这是一支上着油、保护得很好的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

“好啦，”老头子说，“到阁楼上去吧。不过，你们得等一下。”他用手指了指肃反工作者和安娜。

安娜坐下。从她坐的地方既能看到老头子，也能看到肃反工作者。

“就是说，是这样，”老头子说，“你不想让她到处跑吧。”

“由她决定”。肃反工作者说道。

“她已经决定了。她想要个孩子，可我是个老头子。看命运的安排吧。你的事就此打住，再纠缠她，我就要开枪了。”

“就是说，你们利用了我？”肃反工作者说，“也许，她更喜欢政治指导员。”

“不，”安娜回答，“更喜欢你。政委是黄头发，如果孩子也长成黄头发呢？在农村，人们不喜欢黄头发。”

“去吧，”老头子说，“睡一会儿，夜里我们去埋伏。”

“好吧。”肃反工作者对老头说，“不过，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回来的。要知道，我没结婚，而且非常喜欢你，非常。”肃反工作者向安娜说。

一片沉默。

“干吗不说话？回答他。”老头子要求道。

安娜的目光游离在老头子和肃反工作者之间。她突然哭了……

夜里，狙击手、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出了门。肃反工作者拿着机枪，政治指导员拿着德国造的自动冲锋枪，狙击手拿着卡宾枪。

白天，他们躺在树木稠密的高地上。从高处往下看，路上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要不，我们截住他？”政治指导员提议。

“不，”狙击手回答，“根据我在芬兰前线的经验，我知道，整个胃都受伤的人，没一个能活下来。”

老头子悄悄来到他们身边。狙击手和政治指导员在秋天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已经懒洋洋地睡着了。老头子用皮靴踢了踢儿子，也随即躺下了。肃反工作者紧挨着躺在他身后。

“你刚开始上来时我就发现了你。喘着粗气，呼吸很困难吧？”肃反工作者问。

“我倒是想看看，你到我这个年龄怎么喘气。”老头子回答。

“我活不到你的年纪。”

老头子掏出怀表：

“教堂的婚礼定在12点。他们从区中心到教堂需要一个小时。未婚夫要换衣服，我们还得等上一个小时。也就是说，10分钟内他们就该出现……”

警察乘着3辆敞篷马车驶来。

“6个人。”政治指导员数着说道。

“7个。”狙击手纠正道。他用半个望远镜看着正在驶近的马车：“后坐上有一支便携机枪。”

“拿上我的，几乎是自动的。”老头提议道。

“不可靠，还卡着呢。我更习惯点3口径步枪。”狙击手通过望远镜的半个镜片看到，其中一个警察拿的是狙击手的步枪。“第一个先收拾他。”

“第一个该收拾警察局长。”老头子说道。

“狙击手收拾狙击手，我收拾警察局长。”肃反工作者说。

“我打前边的马，你打后边的马，”老头向政治指导员点了下头，“让他们既不能向前，也不能拐弯。”

“可惜那些马了。”

狙击手第一个开了枪，手握狙击手步枪的警察立即从马车上翻了下来。

肃反工作者用机枪打倒了旁边的一个警察，但是警察局长跳下车隐蔽起来了。

受到枪击的辕马挣扎着。后边车上的便携机枪打的还不太准。警察局长用自动冲锋枪快速地射了几梭子。7个警察中有3个在回击。

狙击手又解决了一个警察。在机枪的决战中肃反工作者赢了，拿便携机枪的警察不再吭声。而警察局长却突然跃起，躲避着枪击，跑进了森林。

政治指导员企图用自动冲锋枪瞄准他长射。

“走了，珍惜子弹吧。”肃反工作者说。

“我试着去追他。”政治指导员提议。

“他会打伤你的，”老头子说，“现在不是你，而是他在埋伏。”

“村里听到了枪声吗？”肃反工作者问老头。

“听到了。但是没有人来这儿。他们要等着弄清楚，子弹是自己人射的，还是其他人打的。”

“要过多久，警察局长才能回到村里？”

“跑回去20分钟。然后要仔细察看和等待。看村里有没有埋伏。他是个聪明人。我们能很从容地离开这里。”

“要是给区中心的德国人打电话呢？”

“没法打，这儿周围15公里内没有一个村子有电话。”

他们把战利品收拾起来：便携机枪、卡宾枪、手榴弹。狙击手察看了一下那支狙击手的步枪，调整了瞄准镜。

他们从被打死的警察身上取下带套的左轮手枪、皮带和武装带。扔掉了德国兵的皮鞋，穿上了警察的靴子。

他们随即进了森林，沿着小河前进经过了沼泽地，在沼泽地边的一个干草垛旁躺下。

老头子从包裹里拿出已经切成小块的面包、葱和撒上盐的沙拉。大家像刚刚干完重体力活儿那样开始吃东西。

“让他跑了。现在他会开始追杀行动。”老头叹了一口气说。

“是您从他那儿知道要举行婚礼的？如果他是聪明人，就会想到这一点，也会追杀您。”肃反工作者说。

“不该再分你我了，”老头子打断了他的话，“让我们想想该怎么对付他吧。他会很快行动的。”

“我们可以不回去，”肃反工作者回答，“我们有武器，可以继续走。”

“从夏天走到冬天。就形势而言，很快就要进攻了。可你们不得不走很长时间。应该备些过冬的衣服。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夜里走吧。”

晚上，狙击手和卡捷琳娜又在澡堂见面了。他们急急忙忙地脱衣服。

“冷。”卡捷琳娜说。

“我拿来了皮袄。”

卡捷琳娜裹上了皮袄。

“好啦，暖和啦，”她说，“我喜欢暖和。我已经做了两床被子。我有一个亲戚在区中心。他说，可以给你领到证件。”

“还要再想想。”狙击手回答。

“我已经想好啦。冬天我们备木料，夏天盖房子。”

“会盖的，会盖的，”狙击手许诺，他试图把自己也藏进皮袄里。

“真的？”卡捷琳娜问。

“真的，真的。”狙击手答应着，他已经急不可待。

他们一起在家吃晚饭。为防万一他们打开了地下室的盖子并架好了梯子，以便即刻爬上阁楼。

老头子、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坐在桌旁，安娜向上端饭。

“我们的狙击手好像耽搁住了。”政治指导员看了看缴获的表说。

“遇见这样的姑娘，你也会耽搁时间的。”肃反工作者心情很好，“彼得洛维奇，该承认了吧，你可是白卫军官出身？”

“我服役的时候，只有白卫军官，而我只是普通军士。”老头子回答，“知道布尔什维克的最主要的不幸是什么吗？”

“什么？”肃反工作者问。

“就是你们将人们分成红的和白的，分成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员。可是人们并不喜欢被区分。你看，现在我和你两个俄罗斯人坐在一起，我和你面对同一个敌人。可还是想弄清楚，是红是白？我可不一样，我既是红的，也是白的。”

“你还是黑的。”肃反工作者说，“你是一个可怕的人，想把我们都杀掉。实际上你杀了自己的两个亲戚。你认为，你的上帝会宽恕你吗？”

“在最后的审判时（注3）我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老头子回答，“也许结果是宽大处理：我在救孩子，不是救自己。我为自己违背教规而摇摆不定，这一点你们可以做证，”老头子向肃反工作者和政治指导员建议。

肃反工作者不做声。

“做证吧。”老头子坚持道。

“我不相信忏悔。”政治指导员说。

“而我是军人，”肃反工作者说，“上级命令，我就做证。像你这样，我是不会做证的。”

老头子给各人的杯子斟上了家酿酒。他们喝完酒，开始吃东西，不再说话。

卡捷琳娜睡着了，狙击手给她盖上皮大衣。寂静中隐约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响声。狙击手拿起步枪，转了转可以放大的瞄准器，在月光下看到停在远处的卡车。德国兵们一个接一个从车上跳下来。

狙击手跑回老头的屋里说：

“德国人来了，就在村头，他们正在包围村子。”

几个人抓起武器，拿起备好的干粮袋，跑出屋子，沿着牧场向森林跑去。老头子抓起自己的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也跟在后边跑。他们在旧仓库旁停了下来，想要透过木墙的缝隙观察村里的情况。

“必须离开，”肃反工作者说，“他们迟早会检查这个仓库的。”

“已经晚了，”狙击手回答，“他们正在包围我们。”

狙击手从放大的瞄准器里看到，那军官仿佛就站在距他两步之外的近处，他习惯性地扣了一下扳机，军官倒下了。双方开始对射。

“我们离开这儿。”老头子做出决定。

他们匍匐着离开旧仓库。当政治指导员的屁股稍稍抬高时，老头将他按在地上。

他们举着武器，在齐腰深的沼泽地里艰难地挪着步子。刚刚出了沼泽来到干地上，又立刻遭到枪击。看来对方暂时还有一个人在开枪。

“趁着还是一个人，必须收拾掉他。”肃反工作者说道，端起机枪准备射击。

“已经两个人了。”狙击手确切地说，趁着火光他放了一枪。现在就剩一个敌人在射击。

政治指导员数着枪声：

“1、2、3、4、5，”就在对方装子弹的空档，他向前扑了过去。

警察万万没有料到这种状况。他跳了起来，边逃跑边想着给步枪装上子弹。终于装上了子弹，开始射击时，政治指导员一个连发击倒了他，而他自己也倒下了。

为了止血，指导员用汗水浸湿的衣袖把受伤的腿裹了起来。

德国士兵一个接一个地缓慢移动，他们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小心翼翼地推进。肃反工作者和狙击手看着老头子，等他做出决定。

“我们在低洼处，”老头子说，“他们会向我们扔手榴弹的。我和你们一起战斗只剩下五分钟了。这样吧，小伙子们，我已经活过了，而你们还要打仗，把机枪留给我，你们赶快走。”

“不，”政治指导员说，“您在区里是知名人物，会立刻被认出来的，那么您的女儿、邻居，还有安娜都要被枪毙。干吗要她们做出牺牲呢？带着我走是拖累，你们走不远。把机枪给我吧，再留一支手枪。”

政治指导员从肃反工作者手中拿过机枪，把自己的冲锋枪给了他。狙击手把自己的巴拉贝伦手枪放在机枪旁。

“一共两夹子弹。”狙击手说。

“够了，”政治指导员说，“一般情况下，不会接连两发都是臭弹。该走了，长久的告别是无用的流泪。”

老头子向政治指导员鞠了一躬，第一个朝沼泽地走去。紧跟着，狙击手和肃反工作者也进了沼泽。

他们听到冲锋枪扫射的哒哒声。机枪的回击急促而响亮。随后，机枪沉默，冲锋枪的连射也停止了。最终，传来一声枪响。老头子摘下帽子，画了一个十字，狙击手也画起十字。肃反工作者犹豫了，但是后来，也画了十字。

肃反工作者、狙击手和老头子在森林里。

“你带我们去哪儿？”肃反工作者问。

“会看见的。”老头子回答。

远处隐现出村庄，还有烟囱在冒烟。

“库尔采沃。”老头子说。

“怎么？”狙击手应声道。

“他们跑累了。现在是午饭时间。怎么样，神枪手，从这儿开枪能够得着吗？”

“没问题。”狙击手回答。

“应该离开这儿。”肃反工作者说。

“必须等一下。”狙击手从瞄准器里仔细观察村里的情况，说道。

“出了什么事？”肃反工作者问。

“还没出什么事，但有可能要出事。我们的警察局长在这儿出生。你看，那是他母亲的家。”

“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狙击手肯定地说，“院子里有警察，就是说，他自己也在这儿。也许，他来看望他妈。”

“400米。”老头子确认间距。

“我看见了5个人。”狙击手说。

他监视着院子里的动静，并用瞄准器测试距离。天下起了毛毛细雨。

“他哪儿也跑不了，”浑身发抖的肃反工作者说，“即使今天不收拾他，明天也得收拾。”

“今天就收拾。”老头子说，“他眼疾手快，伶俐敏捷。不能让他活着。如果现在收拾不了，我们在墓地做埋伏。”

“会成功的。”狙击手说着从腰上摘下装在粗皮套里的德国军用水壶，递给老头子，“暖和暖和，爸爸。”

老头子喝了几口，把水壶递给肃反工作者。肃反工作者也喝了几口，又把水壶还给狙击手。狙击手对着壶嘴喝了很多。

“酒醉必失。”老头说。

“不会的，”狙击手回答，“在芬兰前线，上阵前先得喝上一杯。因为气温是零下40度。这样，体外的40度和体内的40度正好相抵。”

“他获过奖，在芬兰前线得过红星奖章。”老头子很为儿子自豪。接着来了兴趣，“你的奖章呢？”

“我在戈罗德诺参的军。战争的第一天，飞机飞来时，我们只穿着衬裤就跳了出来。我的奖章在礼宾服上别着。可惜礼宾服没了，是军官服，用舍味呢做的呢。”

“那奖章呢？”肃反工作者问道。

“哎，奖章丢了不是我的错，也许还会给个复制品，可舍味呢的军服就未必给了。”

“肯定不会给舍味呢军服了。”老头子同意他的看法。

“看，这就是我们的淘气鬼，他可真能到处跑啊。”狙击手说。

警察局长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抽着德国雪茄。狙击手呼了一口气，屏住呼吸，扣动扳机，警察局长从台阶上滚了下来。

“搬掉了他半个南瓜。”狙击手解释道。

院里的警察慌乱起来，狙击手又放倒了一个。警察们卧倒，向村旁的树丛里胡乱打枪。这时，肃反工作者和狙击手远远地躺在森林边上。

狙击手捡起打过的弹壳，抚平被压倒的青草。突然，肃反工作者听到按下手枪保险的声音，回过头来，看到老头子正用那支手枪瞄着他。同时，狙击手正在向弹夹里装子弹。

“明白了，”肃反工作者说道：“富农的本性占了上风。你们两个准会向我开枪呢？”

“丢掉那支枪！”狙击手警告父亲。

“等你们回来后，你会因为丢失了证件和武器被枪毙。”老头子对儿子说。

“我会带着武器回来的。”儿子回答。

“想一想，卡捷琳娜在等着你。”

“想过了。”狙击手回答。

“到莫斯科有600俄里呢？！”老头子说。

“冬天前我们会走到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是几号？”狙击手问。

“从早上算，是10月22号。”

“已经打了3个月了，你怎么看，还会打多久？”

“你们能活到战争结束的。”老头子回答，将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挎在肩上，“我去赎我的女儿。”

“有什么计划吗？”狙击手问。

“没有计划，”老头子回答，“有两个沙皇时代的金币，能赎出来。”

“两个金币能赎出来。”狙击手表示赞同。

老头子拥抱了一下儿子，想拥抱肃反工作者，肃反工作者躲开了，轻捷地沿着河岸走去。他又高又瘦，走起路来连蹦带跳，不由得使人想起一种奇怪的飞禽。

狙击手和肃反工作者进入森林深处。狙击手走在前边，肃反工作者跟在后边。有一段时间还可以看见他们。最终，他们被森林吞没。

（全剧终）

注释：

注1：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肃反委员会的缩写。——译者

注2：一种做衬衫等用的细布。——译者。

注3：此处“最后的审判”系指“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审判。——译者

PS：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2003年第5期。根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自己人》曾获2004年第26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及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