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佐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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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佐尔格》
导演：筱田正浩
主演：伊恩•格莱恩、本木雅弘
出品：东宝


■红色间谍
1941年10月15日，日本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闯进记者尾崎秀实的家中将他逮捕。两天后，日本特工逮捕了德国记者佐尔格。在证据面前，他们相继承认了为苏联从事谍报工作的事实。据尾崎回忆，他初次见到佐尔格，是在数年前的上海。
三十年代，尾崎作为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结识了美国女作家斯梅德勒，后者也是鲁迅的朋友。尾崎一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怀有反感，特别是目睹上海在中日战争前夕的种种景象，使他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在斯梅德勒德介绍下，他和佐尔格会面，并答应为他收集日军在华的情报。此后，尾崎调回日本，而佐尔格也回到苏联。
佐尔格接受苏军情报部门的派遣，和怀孕的恋人匆匆分别，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日本此时陷足于侵华战争，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社会矛盾上升，注定要走上对外扩张之路。佐尔格因为和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有一战的战友之谊，得到了他的信任，能够接触到内部机密文件。奥托与妻子的婚姻名存实亡，对她和佐尔格的私情也佯装不见。尾崎则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成为近卫内阁的工作人员，随后调到满铁，他将不少自己接触到的机密档案转给了佐尔格。
佐尔格在一家德国风格的酒店认识了交际花华子，两人开始恋爱。由于苏联开始肃反大清洗，佐尔格原来的上级纷纷被屠杀，他的小组和总部失去了联络，他发出的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警报被斯大林嗤之以鼻。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才意识到佐尔格的可贵，重新与他恢复了联系。但因为佐尔格小组的某成员被捕，全体身份暴露，终于被日本特务机关破获。
1944年11月，二战还有九个多月就要结束，但佐尔格和尾崎都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尚无交战状态，佐尔格的身份得不到承认，在苏联的妻子反因莫须有的叛国罪遭到逮捕。
战后，华子找到佐尔格的遗骸，将他重新安葬。尾崎在狱中和妻子的通信，成为感人泪下的畅销书。
■告别之作
著名导演筱田正浩已经年过七十，在经过二十年的筹备企划之后，终于在2003年推出了他影坛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间谍佐尔格》。
在得知这是筱田正浩的封刀之作后，有“魔女”之称的叶月里续菜说：“我无论如何也要扮演一个角色”，结果她扮演了佐尔格的日本情人华子，并有大胆的裸露演出。筱田正浩的号召力使本片的演员阵容相当强大，女演员有和汤姆•克鲁斯合作《最后的武士》的小雪，演技派女星夏川结衣，以及筱田正浩的夫人岩下志麻。62岁的岩下志麻是筱田正浩作品中的老搭档，曾夺得首届日本电影学院奖影后。男演员方面，出演佐尔格的是1990年的柏林影展影帝、苏格兰演员伊恩•格莱恩；心绪复杂的尾崎秀实由日本男演员中的青年演技派代表本木雅弘扮演，他曾获东京影展影帝；其它男演员还包括出演过《不夜城》的椎名桔平等，老戏骨竹中直人则扮演了戏份不多的战犯东条英机。
整体来看，筱田正浩挑选的这些演员，普遍具有符合影片历史氛围的气质，而且多是实力派人物，文化素养也较高，本木雅弘、叶月里续菜、小雪、椎名桔平等几乎人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无疑对加强与外国演员的表演交流大有好处。
《间谍佐尔格》20亿日元的投资，可能是日本影坛2003年最大的制作。影片在上海、柏林等地都拍摄了外景，协作方包括了全日空、索尼、资生堂等商业巨头，列出名字的协作企业团体就有百余家，中方的工作人员也有四十余人之多。而影片中运用了大量CG技术重现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东京街景，更使得本片自开机起就成为日本舆论关注的热点。
作为年逾古稀的老导演，筱田正浩对于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在作品中勇于实践，这种求新精神和开放心态难能可贵。不过，要想重现影片中的历史环境，不借助CG技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东京早已被美军的地毯式轰炸基本上夷为平地。（在棋圣吴清源的回忆录《中的精神》中，他提到东京遭到燃烧弹空袭之后，竟然可以站在四谷的闹市区看到遥远的东京湾。）除了极少数的建筑幸存以外，当年的繁华街道都要根据照片来完成计算机上的复原，比如标志性的银座四丁目。这个尝试对于那些六七十岁以上的日本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恍然重见了少年时代的风物景象，所以在电影院里，满头白发的老人几乎成为观众的最主要部分。
筱田正浩被称为“映像派”的代表人物，从以往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确非常重视影片的画面构图和色彩。但是，一部好的剧情片不能只琢磨如何刺激观众的感官，它还需要耐看的故事和饱满的情绪。以此观之，《间谍佐尔格》算得上符合标准。影片长达三个多小时，背景时间跨度十几年，重大历史事件连续不断，筱田正浩没有把影片停留在陈述史实的枯燥程度上，而是以丰富的刻画细节来展现人性，由此带给观者心灵上的感动。最受影评人好评的一场戏是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到狱中和佐尔格会面。面对欺骗自己和夫人的“前挚友”，奥托声音颤抖地问：“你好么？”佐尔格表情复杂地回答：“还好。” 奥托又问：“吃的还好么？”佐尔格说：“我很满意。”两人相对无言，稍顷，奥托起身离去。当他走过佐尔格身边时，佐尔格哽咽着说了声“对不起”，奥托脚步一停，眼中已泪水模糊。类似的情感细腻片断，很有章法地点缀于影片之中。
此外，从筱田正浩罗列的大量参考文献、引用的来自德国、中国、美国等多国的歌谣音乐，都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创作态度之认真踏实。在这背后，相信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支撑着筱田正浩。“拍完这部片子，我就是死了也无遗憾了。”在心愿完成之后，他表示将回到母校早稻田大学，将自己的电影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年轻人。
■站在左岸
那使命感是什么？当然绝不是简单的怀旧。筱田正浩本人在佐尔格事件轰动日本时，是个十几岁的“皇国少年”，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但佐尔格一案使他的信念产生了一丝疑惑。随后的太平洋战争战败，更令他从过去的沉迷中清醒。数十年后，筱田正浩将佐尔格案件搬上银幕，其真正内涵是一个经历了大时代风云变幻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沉思考。影片开头，筱田正浩选择了鲁迅在名作《故乡》中广为人知的结尾作为题记：“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的路不仅是个人的人生之路，也包括民族、国家所选择的发展轨迹，乃至人类社会的行进历程。
真正的思考，往往意味着痛苦，甚至带来了更沉重的迷惘。筱田正浩在影片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作为个体的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或者说与以民族、国家之名的某种宏大理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影片中，筱田正浩塑造了许多形象身份各异的人物，既有佐尔格、近卫文磨首相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有不知名的普通龙套角色，但他们的命运悲剧都大致相同。佐尔格在绞索套上脖子时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句话么？国际共产主义万岁！”随后,他在苏联的遗孀就被以叛国者家属的罪名投入监狱，影片的结尾更是出现了苏联解体、列宁塑像被推倒践踏的纪录片片断。近卫公爵始终以“维护大日本帝国利益”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勉力为之，最终无可避免地看到帝国崩坏，只有服毒自杀一途。至于那些狂热信仰“为天皇而战死是无上光荣”的日军下级官兵，到头来面对的是被烧夷弹炸成瓦砾场的家乡，以及“天皇原来也是凡人”真相导致的迷梦破灭。
从表面上看，个人和国族，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完全不对等的，其实质是冷酷而不容幻想的。个体生命在那种巨大的时代漩涡中只能身不由己，充满激情的个人如果想要以一己之力与之对抗或试图驾驭，结果常常是自己面临被摧毁、被摈弃的结局。此种破坏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坚持，亲情、爱情和友谊的支撑都显得脆弱微渺。
然而，筱田正浩对这种悲剧的态度，是着重反思其发生原由，而非一味地质疑否定个人价值并沦为虚无主义。他对那些人物的命运抱有同情，对他们为理想奉献的激情表示敬重。他们包括在上海街头呼吁抗日救亡被野蛮殴打的中国女学生，甚至也包括发动“二•二六兵变”、高呼“尊皇”却被处死的日军士官。在被捕后，佐尔格一度感到自己的人生失败而伤感，但负责审讯他的日本特工却对他说：“你所做的一切不是徒劳的，苏联已经打赢了莫斯科会战。”（佐尔格得到的情报显示日本将选择“南进”政策，对美、英等国开战，不会应希特勒之邀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所以苏联敢于将远东的20余个师抽调回西线，成为莫斯科城下反击的生力军。向来有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日本关东军配合德军在远东进攻苏联的话，战局或许是另一种发展。）
影片结尾，时光流转到九十年代。佐尔格的日本恋人在电视机前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她说道：“佐尔格并不仅仅是我的爱人，他属于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存在。”纵然是悲剧结局，筱田正浩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抗争和奋斗，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勇敢地承担荒谬，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
作为中国观众，影片中涉及中国的内容自然格外引人注意。三四十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笼罩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下。然而，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对于日本那个时代的国内社会背景和思想脉络陈述得不够。1933年，佐尔格初到日本，看到乡村赤地千里，农民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卖儿卖女的告示随处可见，更有成群的少女站在火车站，等待去国外卖淫谋生。这种惨境和拥有全球罕见大舰巨炮的联合舰队、纸醉金迷的东京浮华世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这种反差，终于将日本推向不以武力侵略扩张就无法避免内部断裂的境地。作为亚洲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先行者，日本畸形发展的错误教训，对后来者而言是极具价值的借鉴。筱田正浩的这部影片，有助于中国观众了解日本的过去，也能促动有心人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更多关于《间谍佐尔格》的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小红帽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