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比中国还中国,我们国内的很多导演恐怕还拍不出如此地道的中国。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四部电影。首先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本片也可谓是继《中国》之后,第二部全程在中国实景拍摄的意大利电影。同样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本片虽然不是纪录片,但镜头里那些关于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景却如纪录片一般,我觉得,那些场景靠设计、靠“演”是出不来的。两片拍摄的都是同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种异常的真实让人觉得特别亲切和感动。本片有些影像也颇似安导的风格,比如那些工业化的庞然大物和那些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在年初北京“影像中的意大利”电影展上,本片最后幸运地被临时加了进来。
说起本片和中国的渊源,我还找到了这么一些情况:片中出演徐兴的演员(算是友情客串)名叫徐春青,曾是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旨在奖励杰出中意文化交流者的“骑士勋章”获得者。当年就是他把《我的前半生》介绍给了意大利朋友,才有了后来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而《末代皇帝》的制片主任马里奥则是本片的制片人之一。他还是当年由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的制片主任。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安东尼奥尼因为《中国》而遭遇了中国声势浩大的政治批判的时候,贝托鲁奇声援了他,他说:“这部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是真正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同意他的话。
我还想到了王超的《江城夏日》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因为本片的故事也发生在了武汉和重庆。这三部同一年上映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寻找。连寻找的结果都一样:就是没结果,甚至失败了。《江城夏日》里父亲找儿子,原来儿子早就死了;《三峡好人》里丈夫找妻子,待定,妻子找丈夫,分手;《消逝的星星》里技术员找工厂,最后找到了,要送的东西却完蛋了。其实《中国》何尝不是在寻找,安导寻找的就是他眼中的中国。寻找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发现,这才是导演想告诉给我们的。此外,本片“上海—武汉—重庆—包头”这样的拍摄路线还让我想起了张杨的《落叶归根》,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文化孤旅。巧合的是,本片也有一段山路堵车的戏。
本片的地道在于,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的场景甚至在很多现实主义的国产电影里都看不到,却能被一个外国人敏锐地捕捉:浦东机场里接站的人群、汉口火车站前的小商小贩、重庆出租屋里的叫卖声、工厂居住区的人来人往……还有那些对中国人性格生动的刻画,比如小镇上勤劳早起的个体户,那位热情给外国人让座的老爷爷,那个豪爽健谈的卡车司机……本片对于华语歌曲的选用也很到位,由黑鸭子演唱的主题曲《半个月亮爬上来》一咏三叹。
本片谈到了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包括三峡移民、超生现象、环境问题和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但我保证,导演没有丝毫的“别有用心”,因为我感到了他的真诚。导演非常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没有用一种猎奇的眼光或者偏狭的视角来拍摄,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出神入化的曲艺民俗和阴暗残酷的社会死角都没有进入镜头。还有在表现中西文化差异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也比很多国产片要自然,没有那么刻意去对比。
本片获得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Mimmo Rotella基金奖Pasinetti最佳男演员奖,诚然,导演是非常优秀的导演,男主角也是非常出色的演员,即便是非科班出身的女主角周婷的表演也是质朴动人的。但平心而论,本片确实要比同台竞技捧回金狮的《三峡好人》略逊一筹。两片的主题相似,又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寓意深刻。但本片最大的缺陷在于叙事的张力不足,情节的发展在逻辑上并不是很充分。在电影节上连意大利媒体的反应都很冷淡,《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评论认为导演塑造的角色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让大家信服。
换句话说,我们明白了导演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可是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即便是本片的名字《消逝的星星》也只是在片中提到过一次,它代表着五星红旗上的星星,但“消逝”这个定语却显得很牵强,因为本片并没有多少政治性。它主要是在述说“真相有时候并不重要,现实世界里的许多东西都是假象,而正是这些表象往往才是被人们看到和感受的。即便我们不能解开所有的困境,但也应该尝试找寻一种方式,和谐、努力地解决问题。”如果说意大利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本质上有某种契合性的话,本片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篇影评有剧透 更多关于《消逝的星星》的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小红帽影院。
